随着前不久刘涛在丹麦房间内保险箱被盗走的事件发酵，围观者除了看到“价值四百万首饰”、“明星刘涛紧急求助”这些字眼以外，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交际圈甚广、也在明星中堪称神通广大的汪涵。
报道中媒体形容的是----“汪涵一个电话”、“丹麦驻华大使立即跟进”、“警方密切关注此事”，然后就是“已在丹麦边境逮捕一名试图离境的33岁嫌疑人，该男子携有刘涛的珠宝”，最后得出一个虚惊一场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以此在大众心里再次加固了汪涵的人设，即博学、交际圈广、人缘好、向善，不但可以临场发挥随机应变，还可以动用强悍的人际关系给予朋友雪中送炭。
这种事情属于新闻传播中“另类”。本来刘涛是主角，不管是不幸、受损还是焦虑，她都应该发出求助微博后成为主角，可是汪涵半路杀了出来，不但成了成功解救于危难之中的刘涛，也顺便将自己的形象再度高大和神奇化，成为焦点中的焦点。这就如同《我是歌手》上孙楠突发性退赛，本来应是焦点人物，但当晚真正的光环无疑是戴在了临阵不乱反而力挽狂澜的汪涵头上。
先不说这种贴边儿就往上靠的新闻都是否靠谱、是否有偶然因素，就说我们直接把“一个电话”导致“案情告破”归为因果关系，就是犯了一叶障目的毛病。从给大使电话到追回赃物，说的好像丹麦警方是汪涵或者丹麦驻华大使家开的一样，你只能表达重视程度和示好的表情，而无法真的知道哪一个因素在最终结果面前起到决定性作用。毕竟我们做一件事时，还有成事在人谋事在天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将结果直接反推到过程中的某个环节起到的作用，就像倘若刘涛被盗的珠宝最后没有找到，我们也不能就此批评汪涵交友不慎、毫无能力一样。
大众喜欢将某个明星进行归类，然后为了强调这种归类之后的属性，便习惯用夸大其词和强词夺理的角度，去围观明星的行为和个性。这种“强调”颇受大众欢迎，因为一来人设得以完成，二来猎奇和耸动的事迹也就此可以实现有效传播。
当然，回过头来说汪涵，为什么大众会对之有这么多的人设和寄托，这也的确跟他的诸多品质有关。汪涵喜好读书，随便就能抖出古典的词句；他还喜欢那些逝去的匠人和民间艺术，篆刻、养虫、木工、收藏……看似偏门和玩物，但这些也正是一个人的品质和品位的体现，一个人喜欢坐床当活佛和喜欢古典民间艺术是会流露出完全不同的气质的；他竟然还在长沙繁华地区开了一个幽静的书屋，立志高远也好、与众不同也罢，汪涵身上确实显示出了卓越和高尚；即便今天被赞人际关系厉害，其实也还是“会删除微信不常联系的人”……种种事例表明汪涵的不俗。而这种不俗，大概跟真正优质的那些主持人类似，比如白岩松、水均益、孟非等等，他们本来就是人精，再加上运气到来，没理由不成为我们仰望的高尚做派之人。
前几天还有新闻报道，汪涵增补为民进中央委员。这倒不一定说明汪涵要走一条仕途，但未来做更重要的人、干更重要的事，却有可能是汪涵的一种选择。而主持人其实一个人的工作，也是他们很多能干的事情之一，包括白岩松、水均益，还有吴小莉，以及美国的奥普拉等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是主持人，但他们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又岂止是“主持人”三个字可以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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