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博士副县长“其政从商”的消息的被热炒。近年来，不断有官员选择离开“体制”，他们辞职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不少政治新星放弃“铁饭碗”，薪酬低是部分原因，此外，晋升速度放缓也催生官员从“体制内”出走。
贵州遵义市凤冈县副县长吴奇凌的辞职报告写了两点理由：一为尽孝，二为充电。据了解，据了解，吴奇凌未来将会加盟一家总部在武汉的民营企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方便陪在父母身边，又能在市场中继续学习。”博士副县长为“充电”辞职是此涵意。
吴奇凌到遵义工作前，在武汉某高校担任学院团委书记，他将该院团建和文体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可谓是“业绩”卓著，在学生中声望很高。许多熟悉他的人都说，从基层干部做起，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实现“政治抱负”的好办法。然而，作为当地最年轻的县领导，吴奇凌在发展势头正盛时突然选择“不走寻常路”，到市场“充电”，令关注其仕途的人直呼意外。
2015年5月，湖北恩施纪检干部孙涌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充满诗意的辞职报告。他在文中期盼反腐之风“持续荡涤”，实现“权力进笼、海清河晏”。他也提到，辞职一事“仅与个人心性志趣有关”，还希望做一位称职的父亲，陪伴亲人左右。辞职信1,200多字，文采飞扬、行文流畅。而这封“诗意辞职信”一天点击阅读量就超过了20万人次。2001年毕业就进入体制内的孙涌，辞去了纪检干部职务，此前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未来准备当一名律师。
当然，很多人并不具备“浪漫主义情怀”，也不能完全寄情于文字，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官员也会考虑现实问题。比如，去年9月，济宁市长梅永红“不辞而别”，虽然没有提及辞职的理由，但他在任时就说过自己“收入加起来才7,000(1元人民币约合0.1517美元)多一个月”，抱怨“哪有像公务员这样的职业？”
无独有偶，2014年6月北京基层法官张伟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离开体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东部发达地区上海市亦有案例。去年浦东新区先后有两位副区长辞职，同年7月上海外事办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也从该办网站上消失。当地小伙伴说，上海大型商业银行接纳处级干部的标准是年薪60万，厅级干部200万，只多不少，这样的“充电”机会诱惑不大么？
这么看来，收入不高已经成为官员辞职的一个重要诱因，不过，有些官员辞职似乎不是为了钱。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鼓励民众，“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相较于上文的“向钱看”，有些官员的辞职是出于“理想”的驱动。
湖南临澧县副县长刘涛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乡镇、张家界团市委、团省委、省委统战部工作，30岁出头就被任命为副县长。而正当官场春风得意时，他却辞务回乡创业。看着农村的日益破败，他忧心不已。“如果再不有所作为，这里就真正荒了。”回到农村种植红心猕猴桃的刘涛还调侃说，“自己终于当上了一把手”。
对于官员辞职的潮流，有媒体评论称，新常态下，人才流动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同样，官员辞职也只是一个中性概念，没有必要过度解读，甚至贴上一些特别的标签。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80后”官员，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观念中“官本位”思想更淡薄一些。所以，这些年轻力壮的官员更愿意放弃“铁饭碗”进行大胆尝试，从而重新考量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
评论称，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说，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社会，必须在各领域都有精英存在，而不能让官场成为人才的抽水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务员热”让太多的青年才俊都冲着官场飞奔，其他需要人才的领域则缺乏活力。千军万马都去当公务员，注定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只有当官场流动成为常态，“官本位”思维被弱化，世人再看到官员辞职就不会再大惊小怪了。
有公务员抱怨，“如果真的有发展，谁会下狠心走呢？”新版党政领导干部选任条例颁布后，片面搞年龄“一刀切”的做法被叫停，干部晋升节奏趋于平稳，选拔任用更强调履历完整，按部就班，一些早年被破例破格、走了捷径的年轻干部，进步速度放缓。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离开体制，并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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