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台湾作家龙应台来京宣传新书《美丽的权利》和《银色仙人掌》，在北京做了题为“倾听一个人的记忆”的演讲。此时距离她上次在北京做公开演讲已经六年。
龙应台认为自己入仕很有必要
此前她最引人瞩目的是出任台湾首任“文化部长”一事，2012年5月上任，2014年12月5日卸任。之后一年多时间里，她鲜少公开露面。
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龙应台说，辞去公职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旅行，土耳其、日本、泰国以及中国香港，连着玩了两个月。回到台北，她每天骑着脚踏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周末必去花市买百合和跳舞兰，最少每两周回去看妈妈一次。最近，她正在搜集资料为下一本书做准备。
她说，“要把自己的心情洗干净”。她把入公职称为“进工地”，“工地”里原来的“战友”打来电话要她帮忙，她一概不出手。“卸任就是彻底转移，我是做完不回头的，开幕、茶会、酒会一概不去。”
演讲现场，一名听众用“悲惨”形容龙应台进入公职的经历，并问龙应台如何看待自己的任职岁月。龙应台回答，“我把在政府工作理解为为公众服务。如果有一天正派的好人都不愿意进政府，那这个社会才是真的悲惨。”
进入公职，就不能爱惜羽毛
“任职近三年里，为了做好工作，我没有时间也不能回应所有的误解与攻击。”龙应台说，实际上，2012年决定以60岁之躯进入公职时，她已经做好了被误解的准备。
那是她第二次选择进入公职。第一次是在1999年9月4日，应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之邀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我知道有人会说我折损知识分子的身份……但做出这个决定，就不能爱惜羽毛，要承担所有的误会、造谣和侮辱。”
她说，自己和很多台湾上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一样，都怀有书生报国的儒家思想，希望以某种方式促进社会的实际进步。“有些事情，作为知识分子写200篇文章也改变不了什么，但进入公职去做，可以收获不同的效果。”
另一个同意出任的原因是，两次都是“首任”。她说，“因为首任就是为部门打地基的角色，地基决定着大楼长什么样子。”
龙应台说，政府就是一个资源的再分配者。“决策者拿到纳税人的钱，要决定把钱放在哪里，让社会更健康地发展。资源分配的平衡，非常细微而复杂。”
她和主管们开会时常常举一个12岁孩子的例子让官员们思考：两个同样12岁的小学生，一个在台北市中心上学，一个在台东山区学习，他们的差别在哪里？表面看，他们的硬件设施是差不多的。但细想，台北的小孩子走10分钟到了国家戏剧院、再走15分钟到国家音乐厅。 而台东山里的孩子要跑到台东城里才能看一场演出，下山要搭3个小时车去看，再用3个小时回来。“在同一片土地长大的两个小孩子，他们的资源是平等的吗？每个官员都要这么问自己。平等是非常实际的问题，这才是资源分配的原则。”
任职期间，她积极推动独立书店发展，两年内投入5，000万台币支持并且透过制度扶植，“独立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店主们还联合组成协会向公众阐明理念。”
但这次“文化部”的地基能留下多少，她“说不好”。因为“文化部”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跨部门重组而成，带着原来几十年的办事习惯，很容易回到过去。加之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日增，她感到“很多事情做不动”。2014年12月8日，龙应台正式辞职，提前离开。
“做官注定要被人遗忘。独立书店发展起来了，谁会记得这是龙应台推动的？但真的不能在乎这些，你做了，成功了就可以偷笑了。出任公职的初衷本来就是打地基，不需要居功的。”
新书追问女性社会角色和自我认知
即将上市的《银色仙人掌》与《美丽的权利》是龙应台以往作品的新版。
《美丽的权利》与龙应台的成名作《野火集》一样，是一本知见录。此书在旧版基础上分主题再次提炼编排，分为 “美丽的权利”、“星洲风波”和 “啊，上海男人！”三部分内容，分别记录了龙应台对两性关系、男女平权、政府权威与个人自由的质疑和思考。
时隔20余年，再次出版带有时评性质的文章，不怕读者觉得过时吗？龙应台认为，旧文章在当下的意义是可以反映当时的时代面貌，为读者提供参照。
“比如说，现在大陆的读者看我30年前写的《野火集》，会觉得这好像在写大陆的现在。大陆的读者可以此为参照，看看大陆走到哪里了。台湾的读者现在再看会惊讶，原来那时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严重，而现在台湾明显进步很多却仍然闹食品问题。”
文章多写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龙应台以“胡美丽”为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社会中对女性不公的现象。“胡”是胡说八道，“胡美丽”就是“不美丽”的意思。龙应台说，给自己取这个俗气的名字是想挑战人们对女性的成见。“胡美丽好像必须是个俗气的女人，龙应台肯定是个严肃端正的老先生，万一是个女人也肯定是个凶巴巴的女人。我当时就想挑战成见，让大家知道女性有更广阔的空间。”文章火得一塌糊涂，以至于龙应台1999年去台北市政府任职填写人事表格时，身旁的官员说：“你不能填龙应台这个笔名，你要填胡美丽。”
《银色仙人掌》则是龙应台惟一一部小说集，汇集她发表在海峡两岸文学期刊《小说月报》《联合文学》等处的所有小说，与旧版本《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内容相同。
全书由七个故事构成，讲述男女在家庭中的纠葛，追问女性社会角色和自我认知。创作期间龙应台正在德国居住，周围几个女朋友婚姻都有问题，小说灵感就来源于此。选择小说形式，是因为她认为，“不管是讲女权还是人权，都要放在很实际的生活里处理。很多时候女权主义理论会显得陈义太高，不是说理论不对，而是需要考虑更多的现实挑战。”
“小说是我的面具。”龙应台说，相对于小说，散文是一个没有面具的文体。读者很容易认为《野火集》里那个“我”是龙应台本人，而看龙的小说则很难指出里面的哪个人物是她。“其实，没有一个文学作品里是作者完全真实的自我。文字要经过一层又一层淘洗，经过艺术的升华，哪怕是《目送》中的‘我’和‘母亲’，也是艺术层面的‘我’和‘母亲’，不等于生活里的人。”
两本新书主题有相通之处，即，挑战偏见，表达女性的平等权利。小说《高健壮的一天》里有个情节：妻子“美丽”的出轨对象李大伟（男）怀孕了。龙应台举这个例子说明，“这是我对人们刻板认识的一个挑衅。如果我有重视的事情，没办法忍受现状，就要去挑战。不说什么女权，这其实是人权，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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