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兰瑞，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75年到有邓小平智囊、“秀才班子”之称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1980年政研室划归中央办公厅后调任社科院马列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亲身经历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真理标准讨论、两个凡是等重大事件，2005年在接受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采访时，第一次回忆、讲述了这些重大政治风波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人与事----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中宣部副秘书长胡绳、副部长熊复、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康生秘书李鑫，中共六大笔杆子齐聚邓小平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本文选自冯瑞兰凤凰网个人博客。
1975年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六大笔杆齐聚邓小平的政研室
陈晓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由中央副主席直接领导一个中央部门的事很少。1975年至1979年，邓小平领导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恐怕是这很少的事中的一桩，而且是相当精彩的一桩。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从1975年到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落大起的历史，也是邓小平大起大落、大落大起的一段历史。作为邓小平一手组建的写作班子、“秀才班子”----国务院政研室的历史，大体与这一段波澜起伏的历程相始终。
经济学家冯兰瑞就是这个“秀才班子”中的一员，她的回忆将帮助我们了解政研室四年里经历的风风雨雨，以及思想理论界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所经历的斗争、解放和波折。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冯兰瑞和丈夫李昌一起在对外文委工作。“文革”中，她和丈夫一起被打倒。一直到1975年，两人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冯兰瑞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在中南海的国务院政研室。
冯兰瑞：那时候，我正在胡乔木那里帮助编书。于光远通知我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去工作，说政研室在中南海，叫我第二天就去上班。
后来我曾经问过于光远，是谁推荐我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他说，是胡乔木。
我去到政研室，开始分在国际组。为什么让我到国际组呢？我想，可能与此前我跟于光远编书的时候编的是《马恩列斯论经济危机》，有点关系吧。
陈晓楠：冯兰瑞认识胡乔木非常早，1940年，冯兰瑞到延安后，分配到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央青委)工作，胡乔木当时是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长。也是在中央青委，冯兰瑞认识了于光远，并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与于光远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1975年，国务院政研室的成立，让他们重新走到了一起。也就是在这一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开始在全国进行全面整顿工作。
冯兰瑞：1975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工作。当时社会秩序很乱，经济已经已到了崩溃的边沿。要挽救危局，就亟需大力、全面整顿。要全面地整顿，就要对“四人帮”作全面的斗争，尤其是理论方面的斗争。这就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班子。为此，经请示毛泽东主席同意，在中央设立一个理论班子。但是，这个新的理论班子不能设在党中央，因为当时党中央还是“四人帮”掌权，那就只能放在国务院。这就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来历。这里似有必要略作说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不同于我国政府各部门习惯设置的“政策研究室”。它的任务不仅仅是研究政策，而主要是同“四人帮”作斗争，包括理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斗争，其所肩负的任务可以说异常艰巨。所以，将它置于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实际上就是邓小平的工作班子。
陈晓楠：政研室的负责人一共有七位，这些人都是党内有名的“秀才”。胡乔木曾是毛泽东的秘书，邓小平后来称他是“党内第一支笔杆子”；吴冷西在文革前的职务是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绳在建国初期是中宣部几个副秘书长之一；熊复在文革中任中宣部副部长；于光远在文革前曾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当年中宣部的组织机构设置很简要，部长以下没有局级，直接设处级，实际上处长就相当于后来的局长)；邓力群曾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李鑫则是康生的秘书。
说起来，政研室的这几位负责人都是老相识，而且除了李鑫之外，他们在“文革”当中通通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研室能有这样一个阵容真是不寻常。不是有大手笔的邓小平敢启用，这些人恐怕是不会聚集到这样一个机构里来的。而且这个机构就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之下，这在把持意识形态领域的江青一伙看来，的确是一支可怕的力量。
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地进行各项整顿，同“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党中央的几个意识形态部门都控制在“四人帮”手中；一些重要的写作班子，像北大、清华的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等，都被“四人帮”或者他们的势力所掌控。
冯兰瑞：是的，清华、北大两校的写作组叫“梁效”，是很反动的，“四人帮”的爪牙。北京市委的叫“洪广思”，上海市委的叫“罗思鼎”。在“四人帮”垮台后，全国各单位、学校揭批“四人帮”的文章都以本单位“大批判组”署名发表。唯独不许政研室署名“大批判组”，是《红旗》杂志转达的汪东兴的指示，不知为什么。
陈晓楠：国务院政研室则是一个不受“四人帮”控制的阵地。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政研室的主要任务是：撰写理论文章，收集文艺、教育、出版方面的材料，代管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科院前身----编者），出版刊物，编辑《毛泽东选集》。
政研室成立后，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参与修改、起草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和文章。在最初写出来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这篇文章10月份排印出来，还未发表，11月份，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这个时候，国务院政研室刚刚成立才四个月。
冯兰瑞：这个事情来势凶猛，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就开了个什么“打招呼会”。邓小平是一位很有魄力的领导人，前面已经提到，他恢复工作后就抓全面整顿。教育也是要整顿的领域。所以，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清华党委的刘冰，分别写信向毛主席反映迟群和谢敬宜在清华、北大的问题，两封信都是请邓小平转交的。
邓小平转交了告迟群和谢敬宜状的信，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突然召集政治局会议，扩大胡乔木、胡耀邦、周、刘等几个人参加，给他们“打招呼”，事先也没有通知。1975年11月16日那天，李昌（冯兰瑞的丈夫，时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编者）早上照常去科学院上班，到午后六七点钟该回家吃饭了，但是没回来。一直等到半夜一点多钟才回来，样子很疲惫。我问：出了什么亊？他说，参加了政治局的“打招呼”会，邓小平主持，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邓小平给刘冰转信，就是同情刘冰；刘冰的信批评迟群和小谢，实际上矛头是对我。毛主席这个批评是很重的，但他们听了都觉得好笑，哪有在党的这样高级的会上说什幺小谢、大谢的，谁晓得小谢是个什么？毛远新传达后，江青指着胡乔木的鼻子就骂，胡乔木就一个劲地检讨。
陈晓楠：1975年底的打招呼会议后，邓小平作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次受到批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拉开帷幕，席卷全国。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政研室，自然成了运动的重点。
冯兰瑞：政研室当时成了“四人帮”攻击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小平。邓小平是国务院副总理，是政研室的直接领导。当然，其他单位也反击右倾翻案风，例如中科院。我们政研室则是批邓的主要目标。
陈晓楠：“四人帮”所批判的三株大毒草，指的就是政研室起草和参与起草的三个文件：《论总纲》是政研室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政研室也参与了。实际上，这三个文件已经体现出邓小平后来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重要思想。不过，当时这三个文件都没有公开发表，反倒是由于“四人帮”作为大毒草来批判而广为人知。
冯兰瑞：“三株大毒草”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抓的棍子。首先，政研室的《论总纲》是“最大的大毒草”，是邓小平亲自布置写的。邓小平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这篇文章完全按照邓小平的意思来写，这就不得了啰！《论总纲》明确、强调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这三项指示究竟是什么？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安定团结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都是毛主席讲过的。不过他不是在一篇讲话中讲的，而是在三篇讲话中分别讲的。邓小平把这三句话摘出来，放在一起，作为当前“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就被“四人帮”说成是反对毛主席。实际上，邓小平提出这个总纲，目的就是与“四人帮”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抗。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也是赞同的，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的。
在运动中，“四人帮”在政研室的爪牙们总是逼问政研室的负责人，你们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指《论总纲》)？邓小平跟你们怎么讲的？同你们谈过几次话，每次都谈什么？你们得交待这个过程。他们的追问使胡乔木很被动。他年老了，确实不可能都记得。于是，有的人就在会上抛材料，揭发批判。吴冷西就是一个。吴抛材料胡就记。看来胡乔木这个人是顶不住了。当然他的思想可能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一开始跟着小平干，他还是认认真真干的；以后他检讨也很认真。然后呢，也可能是为了“过关”，他就把邓小平说得一塌糊涂。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掲发了邓小平十八条。(人们都只是听说，不清楚它的内容。)胡乔木检讨，说，我是跟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指邓小平----编者），完全跟着他走，执行他的路线，我犯了特别严重的错误。揭发者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邓小平提出来要成立的；他所以要成立这个政研室，就是为了刮右倾翻案风。（胡乔木）他也跟着人家这样说，把成立政研室说成好像是有意识搞的一个阴谋。
还有，说他(邓)整顿科学院也是为了要刮右倾翻案风，这不更是乱说吗？。
胡还说，政研室成立后，开始时邓小平说，我们要学习理论，要批判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要讨论西方的经济危机，讨论什么什么理论问题，他说的这些东西结果都没有实行，所以他搞的就是个骗局。
反正胡乔木把邓小平说的简直不光是路线错误，而且连人品都不好，说这个人是又顽固又狡猾……。
陈晓楠：说邓小平？
冯兰瑞：对。
陈晓楠：从1976年初开始，邓小平不再管政研室。但是政研室同邓小平又有了另外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相同的政治命运：邓小平受批判，政研室也遭围攻。“四人帮”把政研室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点单位，污蔑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说它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企图从这里获取“批邓”的材料。说实话，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都变得聪明了。在运动当中，政研室只出现了极个别的“积极分子”，而最先造反的就是政研室图书馆的一个资料员。
冯兰瑞：这个人，他写了封信，通过姚文元送给毛主席。姚文元回信说“主席支持你”。这下子他拿了令箭就造反了嘛，俨然成了政研室的头头了。
陈晓楠：一造反，首当其冲的是胡乔木，他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
冯兰瑞：在中宣部的后楼政研室开全体会，全体也没多少人，就二十几个人，批胡乔木，说胡乔木反毛主席。当时乱七八糟说了一些，我都不记得了。我自己讲的话我还记得，我说，我就不同意你们的意见。我说胡乔木同志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这诗里头有两句：“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我说，他对毛主席这么深的感情，怎么会反毛主席呢？他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捆在毛泽东的战车上了。所以，从毛主席发动批邓，他就顶不住了，我就替他在会上辩护。
后来有的同志说我，你讲一些诗有什么意思？我说，反正我当时就是这种看法。我觉得胡乔木不会反毛主席，到现在我还认为他是不会反毛主席的，相反，他是怕毛主席不再信任他了。
陈晓楠：他对毛主席还是很崇拜。
冯兰瑞：那是，而且我听说，毛主席好多文章都是他帮忙修改甚至是改写的，他反毛主席不是反到自己头上来了？
陈晓楠：在这场运动中间，冯兰瑞一度生病在家，想借此机会远离运动，但是并未如愿。
冯兰瑞：我老去开假条，一直熬到差不多快“五一”了、四月底了，两个多月差不多，我都没去上班，避开了这一段。我再去上班时，正好支部改选，我们就让个年轻同志当支部书记，因为我们都不愿花时间去做党务工作。
这个支书就来劝我说，你一张大字报都没写，不大好，你写一张吧。我觉得他的态度还可以，写一张就写一张，我就写几句很抽象的空话，挂在走廊上拉的绳子上，第二天就把它掉撕了。
陈晓楠：为什么？
冯兰瑞：我本来就是应付，没什么内容。我写的就是：胡乔木，你要是不改弦更张，你就不行。
陈晓楠：1976年，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大起大落之年。中国人的心理，在这一年里承受了从悲到喜、亦喜亦悲、大悲大喜的多次震荡。
冯兰瑞：七六年这一年是非常动荡的，总理去世、“四五运动”、清查“天安门事件”的后台、抓人、唐山地震，然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华国锋上台。
华国锋上台以后，我们讲“观望的11月”。那时候有个顺口溜，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叫做“沉痛的1月，周总理去世；壮烈的4月，‘四五’运动；恐怖的5月，就是查后台；悲惨的7月，唐山地震；然后是彷徨的9月，毛主席去世，国家往哪儿走；然后狂喜的10月，“四人帮”抓起来了。
“四人帮”垮台，我们当时消息很闭塞，因为李昌正在中科院挨斗，我在政研室上班，那时候还要防地震，很紧张。
“四人帮”是十月几号被抓起来的？（1976年10月4日----编者）第二天晚上，李昌已经钻到写字台底下睡了，我还没睡，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于光远打来的，这时候已经半夜12点多了。他说，你马上到我家里来一下，你和李昌一块来。我一听这个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半夜三更的去干吗？我就叫李昌快起来，我说，光远打电话叫我们去他家。因为李昌头一天还在挨斗。他起来以后跟我一起，出门往于家走。当时我们两家住的不远，我们是走过去的。一路上就想：会有什么事，这么急？李昌说，会不会明天中科院又要斗我？我说，先别猜，到那儿再说吧，马上就到了。他们家是个旧四合院。我们走进大门，一看，还是灯火辉煌，两口儿坐在客厅兼书房等着我们。一见面，（于）光远就莫名其妙地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我说，哪五个人？原来只知道“四人帮”，突然多了一个，当然就不明白了。我说，还有一个人是谁啊？他说，是毛远新。
陈晓楠：“四人帮”的倒台，让冯兰瑞等政研室的工作人员感到大快人心。全室召开大会庆祝，并且三次走上街头游行。这个时候的政研室，开始将主要任务集中在揭批“四人帮”上。如果说对于“批邓”，政研室绝大多数人是敷衍应付的话，对于揭批“四人帮”，大家则全身心投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政研室要撤销的消息。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向于光远、邓力群、胡绳传达了关于撤销政研室的决定。这个决定在冯兰瑞看来，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冯兰瑞：华国锋不是还要继续批邓嘛，华国锋要拨乱反正、批“四人帮”，同时继续批邓，我们不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吗？这个当然是他的一个理由了。而且，他们还说了一个理由：当时因为“四人帮”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宣传阵地都被他们掌握了，因此有必要成立政研室。现在宣传阵地都夺回来了，因此这个机构就没必要了。这是他们正式传达的理由，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简单的。
究竟为什么一定要撤销政研室，我至今不明白、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不便公开说的缘因，而且有什么重要人物在起作用。因为我们这些政研室的普通成员都反对撤销，坚持了一段时间。最终，在1979年夏季，政研室还是被撤销了，合并到了邓力群任主任的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我们的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也由中办研究室接办。
（当时）国务院要撤销政研室，于光远、林涧青和我们（其他人）都很着急。
陈晓楠：到了1979年的5月份，撤销政研室的事情出现了转机。就像政研室是邓小平一手建立起来的一样，这个转机也是邓小平带来的。1977年5月3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两封信，这实际上是向党内预告邓小平将重新出来工作。5月中旬，邓小平约见了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方毅和李昌(冯兰瑞的爱人)，谈了许多关于科学和教育的问题。他们很受鼓舞。李昌下班后，就将小平同志会见他们的事告诉了冯。
自从“批邓”运动后，政研室就失去了同邓小平的联系，现在得知了有关邓小平的消息，让冯兰瑞感到非常兴奋。
冯兰瑞：李昌回来讲邓小平接见了他们，我一听就想，看样子邓小平肯定很快就要出来工作了，我们政研室有希望了。我第二天一早去到于光远家(我住处离他家很近，每天一早去搭他的车子上班)，就跟他讲了小平同志约见了中科院的方毅和李昌，谈得很好。你们不是要保政研室吗？是不是也去见见邓小平同志，也跟他讲讲政研室的问题？并告诉了（于光远）小平秘书的电话。（于）光远到了办公室，就把这个信息告诉（胡）乔木和邓力群。他们就去约了，定于5月24日去见邓小平。结果，那天于光远和邓力群去了，胡乔木没去。我想，大概他是不好意思去见小平吧？不久前，他不是向毛主席上书，揭发了小平同志十八条问题吗？这时候，他还有脸去见小平吗？
陈晓楠：1977年5月24日上午，于光远和邓力群见了邓小平，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邓小平首先谈到了“两个凡是”，批评“两个凡是”说不通，说如果搞“两个凡是”，还能为他翻案、让他出来工作吗？之后谈话围绕科技和教育话题展开，最后才讲到政研室的问题。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政研室的工作，认为所谓“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是香花，不是毒草。在谈话中他对胡乔木作了肯定评价，说胡是“党内第一支笔杆子”，这样的人还要用。
也就是在这次谈话后的一个多月，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政研室不仅没有被撤销，而是作为他的助手又发挥出越来越多的作用，再度成为邓小平在理论政策方面的一个有力的班子。
对政研室从理论上揭批四人帮，邓小平给予了更多的直接指导和支持。对于于光远发起的经济界的理论讨论，他也十分支持。这些讨论对于冲破“左倾”错误对理论讨论的禁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政研室发表的那篇讨论按劳分配的大文章就是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
冯兰瑞：我们政研室这几个研究经济理论的，与首都经济学界的主要同志在于光远的领导并参与下，顶风破浪，首先突破了“两个凡是”。2月7号《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简称“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我们对这“两个凡是”都感到不理解，都不能同意。
仅仅在“两个凡是”发表几天后，于光远同志就找我和经济研究所的董辅礽同志商量，针对最近几年“四人帮”诬蔑、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展开讨论、批判。决定先召开一次北京经济学界的小型座谈会，作好准备，再组织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就在光远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于2月25号，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按劳分配理论座谈会，批评“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实际上不点名地(当然不可能点名)批评了毛泽东。他不是跟外宾谈话，说我们现在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吗？
陈晓楠：如今对于很多中国老百姓来说，“按劳分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了，但是在“文革”当中，这个与人们生活密切关联的问题备受歪曲和诋毁。根据毛泽东说过的一两句话，姚文元等人就抛出了“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说法。一直到1977年，仍然有人认为应该学习毛泽东的这个所谓的“指示”，并且主张把它写进“文革“之后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里。
“四人帮”代表的极左理论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歪曲、否定，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使得“文革”十年，中国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生产几近停滞，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濒临崩溃的边沿。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较之从政治上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更不容易，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就是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出发进一步在理论上正本清源。
冯兰瑞：我们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因为当时工农劳动人民的生活确实太苦，那时候一个人一个月二十多块工钱，还要养家，五口之家。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呢？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我们是从实际出发来提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开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很顺利。从1977年的2月份开始第一次，4月份一次，10月份一次，第二年的10月份一次----一共举行了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还联系到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等问题，其间还开了一次农村按劳分配的讨论会。这些，对于改进实际分配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晓楠：在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的论文基础上，冯兰瑞和苏绍智合作写出了一篇文章，在1977年8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是《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文章发表后引起邓小平的注意。
冯兰瑞：小平同志看了以后，说，这个文章观点是正确的，可是作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放开，政研室要另外再写一篇大文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这个口头指示，于光远当天就到我家里来，给我们传达。那时候，我在写另外一篇文章。后来，政研室到1977年的冬天就布置我们来写这篇文章，指定林涧青挂帅。开始写出来一篇，（胡）乔木和（于）光远看了都不满意，就说：这篇文章不用“特约评论员”署名，就用了笔名严实之(取“研究室之文章”的谐音)，送给《人民日报》发表了。但任务没有完成，还得写。
陈晓楠：为了写好这篇文章，研究室派冯兰瑞等人到唐山的开滦煤矿做调查研究，回来后写成了这篇《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文章，经邓小平审阅后，署名《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它的作者、篇幅和规格都让读者觉得不仅内容重大，而且来头不小，立即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六天之后，也就是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篇文章引起全国一场大讨论，但是却遭到了中央高层个别领导人的指责。
冯兰瑞：这两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汪东兴在一个宣传会议上就说，理论工作要慎重，现在发表的文章，有些好像是不对头。他原话都有的，我在这里记得不太清楚。就是说，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两篇文章有问题。他当时是领导呀，党中央副主席，分工管宣传的。他说，我们都没看过，这两篇文章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话很是阴险，好像说在他代表的这个中央外，另外又有个“中央”了(意指有人分裂中央)？
陈晓楠：对于这一段历史，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他写的关于国务院政研室的书中，这样说到，（表面）看起来这只是围绕两篇文章的不同意见，实质上是对“两个凡是”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的较量。对“哪个中央的意见”的质疑，“对特约评论员文章要注意”的警告，实际上挑明了中央高层的分歧。
不过，在这场交锋中，真理还是占了上风。得到邓小平支持的按劳分配大讨论，不仅从理论上批判了“四人帮”，融入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冲破“两个凡是”藩篱的一股力量，而且对实际工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就在这一年，全国不少企业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
之后，国务院研究室的多篇文章在全国各大报刊公开发表，一时间国务院研究室的名声大振。1979年下半年，国务院研究室并入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用冯兰瑞的话说，政研室寿终正寝。虽然它只存在了短短四年时间，但是作为邓小平的“秀才班子”，它在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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