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到香港从事了两年多地下斗争，充满了危险。我记得李强同志曾到香港架设电台，不久即被英帝国主义破获。邓中夏同志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后来被驱逐出境。我们在香港还先后被捕和牺牲过许多同志。我自己也三次遇到危险。
1934年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开始长征
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一次我和恽代英同志找叶剑英同志碰头，谈完话后，我们分头回各自的住处，在门口看到我雇请的那位阿姨，正把我的行李搬到楼下，我心里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警惕性驱使我没有吭声。那位阿姨倒是个好人，很机警，看到我，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知道有问题了，就转身走了，没有进去。后来得知，因为我把住址写了一个小纸条给省委秘书长沈宝同，好有事联系。有个农民党员到香港找省委接头，敌人一直跟踪到省委，于是省委机关被破获，我那个写有住址的小纸条落到了敌人手里，敌人随即按纸条到我住处来抓人，恰巧我外出，又在楼下碰到了阿姨。那里敌人已经把与我住在一起的杨剑英同志抓了起来，正在房间里等候，我要是进去，也就被捕了。杨剑英同志被捕后，因为纸条上不是他的名字，他又会点广东话，很机警地应付了这次事件。敌人在我的住处没有搜到什么东西，只搜到一张南昌起义后的东江地区图，他就说自己是广西军队的，这张地图是在东江打仗时留下的，刚来香港，才搬到这个地方，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因为没有什么证据，很快就把他放了。以后我们又另搬了一个地方，仍住在一起。杨剑英同志是四川省永川县人，我到广东省军委后，我们就一起共事，相处得很好。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1929年他调到上海中央办公厅工作，1930年初我离开香港后，他又被派回香港工作，不幸被捕牺牲。
又有一次是青年团在一个楼上开会，我也是预定要去参加会议的。当我赶到那里，正向楼上走的时候，看到一些青年团员正向下走。是敌人把他们抓起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我稍有惊慌犹豫的表情，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镇静了一下，硬着头皮，大摇大摆地继续往上走，和敌人擦肩而过，敌人反倒没有问，就脱险了。
还有一次是在电车上遇到叛徒。白区工作，最难对付的就是叛徒。因为特务不认识你，遇到危险，机警一些可能摆脱。叛徒认识你，你镇静也好，慌张也好，都没有用。那时的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要到那里去就坐有轨电车。在电车上往往容易碰到叛徒或特务，所以我们秘密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要学会跳车。这次我在电车上碰到叛徒，他还跟我点头打招呼，我知道不妙，随后在电车还没有到站停靠，我就赶紧跳车跑了。好在那时香港电车的门是不关的，只要你有训练，可以随时跳车。总算又躲过了一次危险。
我们在香港生活也是很困难的，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1928年4月在香港我与张瑞华同志结婚。省委规定，夫妇在一起的，男的每月发15元，女的发7元，此外每月份还有3元车费，买一张有轨电车的月票。一共就这么20几元，吃饭、穿衣、零用都在内。当时，我们虽然对外说是记者或教员，但全是空的，多数人没有职业掩护。有个夏天，我整季就只有一件白衬衫，晚上洗，白天穿，表面上倒也干干净净，可谁知道就只一件呀！但是再困难，大家也都咬紧牙关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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