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才”黄奇帆

“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在三国谋士群中，贾诩是颇为特殊的一个。他胜在能够于复杂时局下，权谋机变、趋利避祸，前后四次改投主人，竟然次次受到重用。而且善出奇谋，当时就赢得了天下“智计之首”的名声。有人说，贾诩是三国时期最聪明的人，被后人称为“鬼才”。

黄奇帆仕途走向被外界关注

由史观今，看当下中国官场，若说也有一位官员能够“身怀才能，趋利避祸”，非“六朝元老”、现任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莫属。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年中国股市经历几次寒冬后，有消息传出，黄奇帆经济能力获得习近平认可，或许将进京升任国务院秘书长一职，主管三会（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这被认为是一个重磅“唯贤所用”的信号。如果黄奇帆真的能“老树逢春”，成功进京，将是中共官场用人“规则”又一样板。

“搞经济的一把好手”

首先，无论外界如何评价黄奇帆，都不能否认他在经济上的才能和成绩。

在中国经济一片低迷的背景下，重庆过去几年的成绩一枝独秀，2015年上半年，在31个省市区GDP增速“排行榜”中，重庆以11%的经济增速高居榜首。并始终保持在10.7%以上的增速，为中国提供了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样板。另外，重庆在民生建设、稳定房地产市场、内陆保税区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地权改革、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绩。黄奇帆也被称为“搞经济的一把好手”，这无疑是获得中共高层关注的原因。

另一方面，黄奇帆也并非一直在吃“前任”的老本，某种定程度上，他也应该是重庆经济模式的奠基人。2001年10月，49岁的黄奇帆转任重庆市副市长。由于当时中国正在推行西部大开发政策，而重庆又在1997年刚刚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被中央层面认为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城市，因此也足以看出黄奇帆擅长领导经济工作之名已经上达中央。当然黄奇帆也不负众望，重庆2008年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就成长了170%，达到27亿美元，从西部12省市的第6名跃升至第二名，2009年吸引40亿美元的外资，成为西部第一名。
然而，目前中国经济显然遇到了困难。习近平曾经表示，如果要达到2020年实现小康目标，未来五年就必须要保住6.5%的经济增长。这对中共而言是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重庆的经验显然值得借鉴。这同样是1月4日习近平视察重庆的主要原因，多数观点认为，黄奇帆在重庆的经济政策，已经获得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认可，由此获得重用并不意外。

“私德”有亏

公德无损

尽管黄奇帆属于“有为”官员，但为何在坊间他如此饱受争议，正是因为他的一些“私德”。

这里的私德并不是指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而是指他在做人上的一些评价并不讨人欢心，有“迎上”之嫌。

例如他曾自称与已经深陷牢狱之灾的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配合得“如鱼得水”。是薄熙来抓政治，黄奇帆管经济，两人配合默契。黄奇帆曾称，“与薄熙来相处起来非常愉快，整个市委班子心齐气顺。”而当年王立军夜奔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后，薄熙来第一时间派黄奇帆赴美总领馆交涉。

然而，在2012年的薄熙来事件之后，张德江奉命赴重庆“救火”。此时的重庆，有着复杂的形势和局面：外商彷徨，投资进展放慢，内资也在观望。两人搭档应对难题，甘苦自知。2012年11月，在张德江告别重庆的一次会议上，黄奇帆在会上动情地回顾张德江为重庆所做的很多具体工作，并当场落泪。自此事件后，评论分为两种声音，一种是称黄奇帆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心态；而另一种则认为黄奇帆是真性情的流露，恰巧是一种政治忠诚度的体现。

即使黄奇帆“喜好迎上”而饱受争议，但依然由于其出众的经济专业才能而受到“眷顾”。 早在2013年中共制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期间，黄奇帆就与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共同作为仅有的两位进入决定起草组的地方官员，为三中文件提供地方参考意见。

在此之后，还不断有迹象显示出黄奇帆的与众不同之处。比如，稍早前中国“股灾”发生时，黄奇帆在一年前发表的股评突然被争相报道；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本人获邀在媒体中现身谈论经济；习近平在9月份访美时，黄奇帆与山东省长郭树清等六位地方政要随团赴美与五位州长进行交流。

不得不说的是，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还曾在“十三五规划”推出之前，特意赴重庆调研，很有可能正是源于习近平等经济决策者的安排。而习近平在新年后首访重庆并对经济高度肯定，也说明，黄奇帆在重庆的经济发展成果，对中国经济有着十足的借鉴意义。

以上足以说明，黄奇帆的重庆经济模式对全国的贡献，足以冲淡他的个人“短板”。而当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方式，也将成为官场的用人新现象。不难发现，虽然官员在个人“细节”上存在问题，但是如果才能出众，且没有触碰到贪腐的红线，其仕途仍然能够更上一层楼。

能者上、庸者下

其实，黄奇帆是一类官员的代表，他们或许在民间有颇多争议，但是经过反腐大潮大浪淘沙，证明他们是“健康”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有魄力，也是中共在经济困难时期最需要的官员。

近些年来，“能上能下”的用人方式，已经成为习近平的用人原则，即“能者上、庸者下”。但是，究竟何为“能人”？李克强在1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给出了答案，即“勤政有为”。分析认为，在习近平提出官员执政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之后，官员能否有“作为”，能否干出“实事”，成为中共高层选拔贤能最为看重的一点。

而提出“勤政有为”的背景，是此前包括李克强在内的中共高层，在多种场合指出官员存在“为官不为”的问题。早在2015年3月7日，李克强就已提出，“为官要有为，不能乱作为，但要奋发有为。”有评论指出，这种“不作为”的乱象，一方面严重损害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这种“不作为”的风气在官员之间传播，但在这“染缸”中仍能坚持“作为”的官员，是较易引起习近平注意的一类人。多数观点认为，虽然黄奇帆有狡黠的一面，但是他在重庆期间的经济成绩足以说明，黄奇帆属于“有为”官员。

其实，像黄奇帆这样的官员不在少数，但却可以视为中共官员系统内独树一帜的“另类”。而以“公德”无损为前提，有必要相信，随着习近平用人思路的改变，以“贤能”为首要因素而用人的新思路将得到认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之时，邓小平钦定63岁的朱镕基出任副总理，以挽中国经济于既倒。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国务院班底，总体上财经能力比较弱，尤其是面对2015年的股灾时更显力不从心。中共高层需要稳定人心，稳定经济，稳定未来，正因为此，黄奇帆呼仕途才如此引发关注。黄奇帆能否成为救火“奇才”并重演历史，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