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在1月13日上午11时发表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这是他任期内最后一份涵盖整个任期的报道，几乎在同一时间，奥巴马也在发表最后一份国情咨文。奥巴马此次国情咨文是字数最少的一次，梁振英此次《施政报告》则为历年最长。
梁振英发表施政报告 几乎同时奥巴马也在发表国情咨文
一个是700万人口城市的行政长官，一个是人口多达三亿超级大国的总统。两者基点不同，定位又相差太多，只是从两者的差异中或可知道如何才算是一个尽力做好的政府，如何在庞大的机制运作中维护好每个人的利益。因为从本质上说，人民的意愿才构成了所有政权存在的合理性。
梁振英《执政报告》发表时不停有议员高声谈话：“李波在哪儿？”“连李波在哪儿都回答不了，驻内地办事处有什么用？”“讲什么都不算数，跟野兽排泄有什么分别？”这些高声谈话的议员被驱离立法会，留在会场的议员哈欠连连。
面对香港黄蓝丝阵营对立、立法会拉布不断、香港社会撕裂严重的局面，梁振英回答：“争拗是难免的。”奥巴马却直言总统任内的缺憾之一是“政党之间的积怨和猜疑变得更深，而不是有所好转。”无视社会的争议固然可憎，但是以争议为理所当然，甚至自身好斗无力抚平社会裂隙，则这样的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带来所谓的“和谐”和“稳定”。
梁振英政府2016年《施政报告》的亮点在于42次提到“一带一路”，紧跟国家政策没有错，可是香港在“一带一路”中优势何在？香港在2015年未能成功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机械输出方面都无优势、人民币离岸中心又非香港独有，《施政报告》中郑重其事提出“一带一路”，或许真正应该摆正的是香港在国家政策中的地位，寻回香港作为国际化都市的视野。
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中强调“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比任何时候更为重要。”而香港社会普遍关心的全民退保政策，落到《施政报告》中变成了增加长者优先厕格；红绿灯长者行不完，《施政报告》建议增加绿灯过路时间。
与其增加长者厕格，是不是给他们退休保障更好？与其增加绿灯过路时间，是不是完善医疗服务更好？避重就轻无益于任何问题的解决，光靠表面工程也无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此次《施政报告》避谈全民退保，关系到港人切实利益的措施可能要拖后两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说：“最重要的是，如果一般民众感到自己的声音无关紧要，感到这个制度变得只有利于富人、有权势的人以及少数利益集团，那末，民主制度就会解体。”本应由区议员提出的问题被事无巨细地拿到了特首《施政报告》中来，却不提及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一般民众的声音真的无关紧要吗？
一面大谈“一带一路”，一面又强调李波事件不适合在《施政报告》中谈，因不涉及到政策上的事。李波事件之所以有必要及时透明处理，是因为港人人人自危的后果非常可怕，不仅出版业引发寒蝉效应，且每个港人都要预留“一国两制”不保的后路。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说“民主制度要求公民之间必须具有基本的信任纽带。”在李波事件中，即将崩塌的恰恰是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涉及到“一国两制”应该就不算小事。
自从政改方案被否决，特首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不再提及香港政改一事，“如果我们要有更好的政治行为，仅仅改变某位众议员、参议员甚至某位总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改变这个制度，以此展示我们变得更好。”
奥巴马的话给了香港政府一个改变的理由，真正的政改方案应该是受多数人欢迎，能让政府变得更好的方案，2017年香港普选已经落空，改变政府获得港人支持更是遥遥无期。
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说：“我们就是爱迪生、莱特兄弟和乔治·华盛顿·卡弗。我们是格蕾丝·霍普，是凯瑟琳·约翰逊，是萨莉·莱德。我们是每一个从波士顿到奥斯汀到硅谷的移民和企业家，比赛着把世界变得更好。”显然在香港，只是告诉他们是中国人也是不够的，香港人要爱国，也要爱港，对在地身份的建构很有必要。
奥巴马说“让我们谈谈未来”，梁振英宽慰说：“2047不是要担心的问题。”不知道这次大谈的一带一路到底能把香港带到哪里去，如果有未来，就让香港人看到更好的未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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