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成政客在心田里保留一角文人气质，也赞成文人懂一点政治实务的甘苦，这有利于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追求。但千万可别“角色错位”----文人以政客作风合纵连横、投机钻营，会将文坛弄得乌烟瘴气；政客若耍起文人脾气，凭浪漫情怀治国，更非出大乱子不可
昨晚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读到杨光对朝鲜牡丹峰罢演有感而发的文章《独裁者的文艺范儿》，其中写道：“在宪政民主国家，最适合于从政的群体是律师”，“在独裁专制国家里，最适合于从政的群体似乎是文人”。不禁也有话想说。
杨光文中对独裁者热衷文艺，举了很多有趣的例证。但他所写的是一篇杂文，没有、也不必那么严谨，他的这个论断----宪政国家从政多是律师，独裁国家从政多是文人----就未必站得住脚。不过，让我浮想连翩。
列宁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革命不是在涅瓦大街上漫步”，从政就不能怕弄脏了手，那里甚至可能是血与火的天地，要有冷静到冷酷的算计、手腕与魄力；而文学则是要在诗意与梦境中流连，即便大手笔，也不外乎对人性作史诗般恢弘雄浑的描绘，调遣的只是词章音韵的三军。十多年前上海朱学勤教授曾经写有长文《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阳光与闪电----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启示录〉》，比较过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采取的形式和风格，以及留下的遗产，都迥然有异，之所以有重大差别，原因之一，就是两国革命的精英中坚的成分、职业很不一样：前者，都有很强的文学背景，而后者基本没有这种背景。
朱教授援引托克威尔的话说：法兰西民族在“所有民族中最具文学色彩”，在推翻旧制度之前，法国作家、戏剧家、思想家们，热情洋溢，震动朝野的文笔优美、具有极大感染力的作品连翩而出，“文学如激情踢马刺，能使革命飞奔”；“革命如遇文学，一定如火如荼”！
朱教授指出，美国革命没有留下类似纪录，如有之，革命前仅一本《常识》（1776年），革命中仅一本《联邦党人文集》（1787－1788年），却都不是文学，或革命文学。
朱学勤分析说：“美国也有文学，但文学史开窍晚，殖民时代所谓文学多半是私人通信作品，略输文采；美国也有文人，但没有凸起一个文人阶层，稍逊风骚；美国也有观念活动，但没有文学踢马刺，马归马，刺归刺，只识弯弓射大雕----政治只是政治本身，政治权力的顽症，只能依靠权力分立与权力平衡来驾驭。这些缺陷，都可看作是美国历史的乏味，乏味处却耐人寻味。”
他回溯说，在北美费城，面临政治危机，那55个人却拉起了窗帘，低声进行一场制度层面几乎是技术性格的讨价还价。在那里，是律师而不是文人，是实业家而不是作家，是来谈判而不是决斗。----北美的革命，“是政治，不是文化，是逻辑，不是哲学，是技艺，不是诗艺，是匠人，不是哲人，是制度制约人性弱点，而不是以道德至善强行改造人性。倘有新传统文学青年出，当掩鼻而走：二百年前一部乡村宪法，间杂玉米粒，一股干草气，至今不思改版，有何‘文化深度’可言？”
两个多世纪的两国历史，却证明了：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远比法国政治社会制度更稳定，更少折腾，美国登上了世界首强的宝座，而法国虽然文化传统极其丰厚，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却沦为二流角色。
上面所说的美、法革命的区别，与杨光《独裁者的文艺范儿》一文所说的宪政国家与独裁国家从政者，并无直接关系，只是我想到而已。但是下面所说的，就与杨光的看法直接相左了。
十来年前，我在《侨报》副刊发表过一篇随笔《政客与文人》，写到古今中外许多从政者，都是写作爱好者，甚至是文学作品作者，其中有不少是专制国家的从政者，但也有不少是民主国家的从政者。
我在文中写道：
在我的印象中，西方的政客一个个能言善道，好象很少不爱写作的。政坛受挫赋闲在家，或者年老退休解甲归田，只要精力顾得过来，回忆录啊学术论著啊，都大本大本写个不休。尼克松在与肯尼迪竞选总统失败之后，在家韬晦，痛定思痛写了本《六次危机》，文采斐然，引人入胜，让当年的我读得津津有味。不少政治人物即使在任上，也能一展生花妙笔。
我认为：中国古代传统说法是“立德，立功，立言”──政治功业要立，传世之作也要写。尤其是到唐代以科举取士，考核“第三梯队”要考诗词歌赋作得怎么样，这就令有志仕途者必须在舞文弄墨上有两刷子。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兼著名文学家出了一大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这些文坛祭酒，都是当过大官的。而像李白、陆游、辛弃疾他们，根本就把写作看作余事，“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一生愤懑难平的是不能建功立业，只能吟诗作赋。
但是，话说回来，西方政客显然不一样：写书的虽多，有些人文笔也堪称上乘，为使政治主张深入人心，或者使治国方略传之弥远，他们尽量表述得花团锦簇，但是绝大部分著作不能归入文学──毕竟现代社会，分工日细，治国与为文隔行如隔山，政客需要盯着现实利益，而文人一定要悬有理想光芒，为政讲胜负利害，作文讲是非美丑，规律与标准截然不同。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家中坚持文学创作者，或者文学家中一个劲地投身政治运动者，就如同鹤立鸡群了。
我举了几个例子----其中既有专制国度，也有民主国度：
像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用法文写诗歌，出过诗集，传达出非洲精神；像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本来就是声名卓著的剧作家；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诗人聂鲁达，热心从政，但竞选总统失利；秘鲁小说大家瓦加斯·略萨，作品精彩纷呈，他也竞选过总统，不过败给了日裔藤森……
文中我还举了几位不太为中国人所知者为例：1868年当选英国首相的狄斯雷利，是个老资格的小说家，早在他21岁那年，就完成了讥讽当时社会的小说《维韦安·格雷》，1844年起，他又写出长篇政治小说三部曲，其中第一部《康斯宁比》最脍炙人口，被誉为“第一部政治小说”。他当了几年首相，离开唐宁街之后，又重新提笔创作。当时《星期六评论》曾说：“狄斯雷利给看腻小说的民众全新的感受：当他‘写而优则仕’，英国人大吃一惊；当他下了台，重拾笔杆回头当小说家，英国人再次震撼。”
法国政客写小说的也有，像前总统德斯坦，写了一本小说《行旅》，书中不少煽情段落，被评论家讥讽说：“简直像法国俯拾即是的奶酪！”
萨达姆出版过“爱情”小说，无独有偶，利比亚的铁腕人物卡达菲也写过小说，一般人想不到：居然还是历史小说，1990年利比亚新闻社报导说：卡达菲的小说是以上个世纪初──1915年利比亚与意大利发生的一场纠纷为经纬----不过，其中多少段落是他亲笔，多少词句由人捉刀，不得而知。
在美国，政界人士热衷写小说的也很不少。例如，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瑞奇，就对写小说十分入迷。他与人合写了一本小说《一九四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书中有些男女关系的段落描写得煽情露骨。不过，让出版商大跌眼镜的是，金瑞奇赫赫有名，他的书却一败涂地，没卖出去几本，出版商赔惨了。
美国议员中写得最欢的，非盖瑞·哈特莫属。此公1987年在担任科罗拉多州参议员时，就完成惊险小说《宙斯的策略》，笔下主人公是美国的军事谈判代表和美丽的俄罗斯女翻译，两人阴谋欺骗政府，以力挽狂澜，防止一场核灾难。他还和有同样爱好的缅因州参议员科恩合写了间谍小说《双面人》。哈特1988年雄心勃勃地参加总统竞选，终因桃色丑闻而不得不中途黯然宣布退出。
说起科恩，其实更是个人物。他当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大概是接触这方面素材太多了，感觉不挖掘点什么有负这一经历。1991年他的惊险小说《独眼国王》出版，被人称作惊险小说的代表作，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书中写到一位美国参议员实为以色列间谍，遭人暗杀，导致爆发世界大战。哈特和科恩的经历、身份如此，也难怪读者纷纷猜测：到底他们是虚构还是写实？
我在《政客与文人》的最后感慨说：
我赞成政客在心田里保留一角文人气质，也赞成文人懂一点政治实务的甘苦，这肯定有利于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追求过程中形成一种张力。但我祈祷千万可别“角色错位”──如果说文人以政客作风合纵连横、投机钻营，会将文坛弄得乌烟瘴气；那么政客若耍起文人脾气，凭浪漫情怀治国，更非出大乱子不可！
昨天我发出一篇博文《1969年中国逃过核打击灭顶之灾》，推荐了司马当《中苏边界战争的真相》。司马当的文章最后写道：“从那以后我真的有些恐惧，不知什么时候最高领导人头脑一热，就有可能把整个民族推向战争。”
有位署名“tree123456”的网友跟帖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教训司马当：
这就怪作者，您的智商不够了。
中苏之战是建国以后毛玩过的唯一一战吗？就只苏联拥有核弹？联合国军呢？懂战略眼光吗？懂（丛林世界) 国际间，大国对战略力量平衡的把握吗？以战略眼光和当时的国际局势考虑过当时美中苏之间的关系吗？（文中错别字和标点我已改正）
这不禁让我失笑。看来这位网友是认定了所有政治領导人的所有决策，都是出自冷静权衡、理性算计，都能正确估价各方力量对比、准确预测任何一个政治举措的得失输赢的----这才是不折不扣的闭门造车想当然，纯属书生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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