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份，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越俎代庖”对外论述中共执政合法性源于历史、源于人心向背，在当时便令外界浮想联翩。今年1月12日，习近平出席中纪委六中全会以3年为期解码中共政治，在人们看来显然已不能仅仅局限于从反腐层面认知。
习近平在中纪委六中全会上讲话
3年之间，首先以风卷残云的反腐“破冰”，兼而三次整风（八项规定、群众路线、“三严三实”）递次推进，此次中纪委全会上习近平打破惯例开场发言显示“核心”权威，重述中共执政合法性在于人心，不妨将之解读为对其上台之初“不反腐亡党亡国”以及王岐山上述思考的回应。
“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
习近平在1月12日中纪委六中全会上重申中共党员必须持守的“规矩”，但远比之前更为全面缜密。官方总结习近平从严治党五大“战略”，其一尊崇党章严明纪律，其二持之以恒严抓作风，其三利剑高悬惩治腐败，其四向下延伸提振民心，其五标本兼治净化生态。很明显，中共高层已不满足于王岐山继续扮演“发掘”贪官污吏的角色，更是真正确保八千多万人之众的世界第一大党奉行统一的核心领导和纲纪，杜绝人心离散、内部分化、山头并立、各行其是……口无遮拦、妄议中央、对抗组织等政治话语近期频繁出现在中纪委的通报中。
其实，中共已在拿下薄熙来、周永康、苏荣、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大案的同时，警告领导有事不汇报、纵容身边人为非作歹，拉帮结派、妄议乃至对抗中央，令中央弱化甚至失去对全党上下的掌控力。而此种种乱象无不指向执政党执政根基的削弱。
习近平上台前后均曾警告苏联亡党亡国之教训，尽管外传的版本各异，但迹象显示习近平对苏共彼时整个沦为官僚权贵阶层，苏共中央权威荡然无存有着感同身受的认识。苏共内部的腐化变质，对中央权威乃至政治信仰的丧失，反过来导致与普通民众的严重脱节。此次中纪委全会全会习近平再提“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与其上位之初提到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实为同一逻辑。所以说，此次中纪委全会上，中共高层已然将整肃全党视为执政合法性根基巩固必须要做的，意识到执政地位之削弱首先在于中共自身呈现民心丧失的衰败之兆。
“人心是最大政治”的执政逻辑又不仅仅是苏联暴力革命思想，其更近的血缘亦额追溯到中国传统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朴素政治伦理。中共之前提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习近平上台又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始终无法摆脱简单粗暴的执政思维，更加无法真正理解“马上得天下又岂能马上治之”的逻辑。王岐山在回答中共执政合法性时认为，中共的执政地位来之于当时的历史，因为中共之形象和历史贡献决定了彼时能够执政。然而世异则事异，民心从来不是变动不居，不可消长的。如果是，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便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上演，民主体制下也不会出现政党轮流坐庄。
习近平今天“集权”，重建中共形象，无论是否基于永保中共执政地位的“私心”，都只能与官僚主义的极端僵化的分崩离析的苏共分道扬镳，从苏共亡国亡党中汲取教训，从现代国家执政党中汲取执政思维。
此外，如果说，民心乃是中共3年间一系列整肃动作的目的的话，那么中纪委所透露“以党纪治党，以法治治国，二者不可混淆，不可越俎代庖”，以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近期“绝没有干涉一起个案”的保证则是提示人们中共会如何在摆脱苏共僵化集权的残留“污渍”。这些残留污渍曾令中共的执政方式备受指摘，尤其是周永康执掌中央政法委时期，“稳定压倒一切”粗暴逻辑和“党大于法”的干涉导致中共险而误入苏联的歧途。
总之，中共已执政将近67年，当年苏共所经历的困境中共亦需要经历。然而，在一个重要的世界节点，中共依然能够更弦易辙，依然能够在苏共当年积重难返的“年纪”进行大规模且有效的动作，是中共的幸运。当然，“重拾人心”的执政伦理并非朝夕之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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