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打字白满天飞，卫士曾报告毛泽东，有一张奇特的大字报上说，“你找到了一个失散多年的儿子，现在某个生产队当会计……讲得有情有由，有鼻子有眼的。关于这件事情的大字报很多，从扬州到海安县城，几乎到处都有，讲得可玄乎呢。”毛泽东听完卫士报告后，面露不悦之色，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很反感地说：“他们宣扬这个到底有什么目的？”本文选自《警卫队长的回忆----毛泽东最后十年》，陈长江、赵桂来著。
文革时期毛泽东与亲人合影
毛泽东非常想了解外间的真实情况，他不满意“文革”小组编写的那些反映情况的“简报”，可是他自己又不能像过去那样能亲自出去看一看，搞个调查。他的补救办法就是经常找那些外出支左的身边工作人员回来谈一谈，他以为这样做可以真真切切地了解一些实际情况。
1967年5月18日上午，毛主席没有睡觉，便出来散步。王海容、唐闻生陪着毛泽东，边走边谈。走了几圈，毛泽东问身后的陈长江：“长江，你好久了没有回老家了吧？”“快两年了。”“我给你15天时间，你回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农村的情况。”毛泽东一边说，一边伸出左手掌，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按下左手的手指，计算我回乡的路程和调查的时间，接着说：“这样，你在家只能呆六天，太短了，给你20天。”
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向在丰泽园值班的卫士们说过，你们每年轮流回家，一方面探亲，一方面帮助我了解农村的征购、合作社、农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强调说：“你们回家的路费，由我负责，你们谁回来了，要来我这里一下，谈一谈情况……”毛泽东对真实情况了解的愿望，简直有些如饥似渴。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前给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全体同志讲话时就明确提出这个中队有三项任务：即警卫、调查、学文化。讲话临要结束时，他以商量的口吻说：“你们都是干保卫工作的，平时保卫着我，出门时你们跟着我，但老是这一项工作太枯燥了。现在同你们商量一下，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你们做好这项工作，对党、对中央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在队列中席地而坐的我们，异口同声地做出响亮的回答。毛泽东接着说：“这好比吃饭，吃菜，再加些辣椒，这样你们的工作就更有趣了。”
1967年5月27日，我搞农村调查回到北京，大约又过了两三天，好像是5月30日，接到毛泽东秘书的通知说，让我当日下午向毛泽东汇报。……我讲到听说有的地方发生武斗，毛泽东说：“我早就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几派要联合。”“主席，”我进一步说出自己的意见，“你说的话对他们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更恶劣的是，他们都用你的话去攻击对方……”毛泽东沉重地说：“原来设想，这文化大革命今年就差不多要结束了，现在看来很难收场啊！”当我说到由于派性斗争，发展到武斗，影响生产，社会秩序不好等，毛泽东听着，深沉而缓慢地说：“全国不少地方与扬州差不多，扬州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还告诉毛主席说，从城市到乡村，从北京火车站到我们海安县城，到处都是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上说邓小平自杀了……毛泽东说：“这些话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事不仅农村有，我在北京就听说过。”“你相信不相信？”“我当然不相信，邓小平院子里那个哨兵就是我们大队担任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毛主席说：“小道消息是不可靠的。”我又告诉毛泽东，还有一张奇特的大字报上说，“你找到了一个失散多年的儿子，现在某个生产队当会计……讲得有情有由，有鼻子有眼的。关于这件事情的大字报很多，从扬州到海安县城，几乎到处都有，讲得可玄乎呢。”
“你辟谣了没有？”毛泽东有些着急地说：“你在我身边快20年了，我家的事哪能一桩你不知道！”
“当然知道。”我说。
“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到处都有呢？这是在宣扬什么！”毛泽东越讲越有气的样子，接着说：“不要说我毛泽东没有找到个儿子，就是真的找到了一个，宣传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忙宽慰他说：“人家为你高兴么。”
毛泽东根本没有理睬我的话，而是又重复着说：“不要说毛泽东没有找到个儿子，就是真的找到了一个儿子，也不值得他们大写特写呀，这有什么值得宣扬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想过吗？”
“没有。”我如实地回答，还肯定地摇了摇头。
这时，毛泽东似乎平静了许多，他以和缓的口吻说：“你要辟谣啊！长江，你辟谣了没有？”
我说：“人家不会听呀，贴这种大字报的也不是一个地方，甚至也不是一个地区，恐怕是个全国性的问题。”
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很反感地说：“他们宣扬这个到底有什么目的？”毛泽东又说：“我家几口人，你是知道的。岸英，在朝鲜牺牲了；刘松林，过去还常来，后来也不来了；还有个住在医院的毛岸青；经常在家的就是李敏、李讷、毛远新；还有李云露（江青姐姐）、王博文，连江青在内，就这么多人。这些人你是常见的，他们做什么你还不清楚？”
“是啊！”我说，“李敏、李讷、毛远新，这我熟悉。我是看着他们从幼儿园走进学校的门，又看着他们参加了工作的。”
这时一丝笑容从毛泽东的脸上掠过，他说：“是啊，是啊，他们都叫你叔叔呢……这，你还不清楚，你要辟谣啊！”
我说：“人家谁听我的呀！”
毛泽东见我反复强调这一点，他有所动地说：“是呀，是呀。”他没有了往日那种乐观自信的神情，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这种情绪在毛泽东身上是不易看到的。看到毛主席这样，在我的心中涌起阵阵不安和痛楚，觉得再也谈不下去了。在我看来，我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的。再说，大字报这类东西，在我看来，又太庸俗了，不少人和不少地方把大字报当作攻击对手的武器，因而那些道听途说的，捕风捉影的，主观猜测的，都成了重要内容，遣之笔端，贴于墙上。你能这样，我也可以如法炮制，这样一来一往，搞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搞出人命来的，也并不少见。
在谈到红卫兵“破四旧”时，我讲了个人的看法说，破除迷信，捣毁土地庙，不信神，不怕鬼……这些，是好的；可是有的地方的做法过了头了，连凤凰牌自行车上的品牌标志也给抠掉了，看到人家戴进口手表也要砸，这是盲目排外，是乱来。我还听说一些红卫兵跑到外国大使馆去造反，这种做法连乡村的农民都议论纷纷，表示不满，可是我们北京却发生了。
“这些，我已经知道了。这样干是无知，是做蠢事，是一帮极左分子干的。”毛泽东十分生气地说：“今天我们谈了不少了，到此算了。”我站起来就要走，毛泽东也站起来亲切地和我握了手。这次向毛泽东汇报和交谈长达一个多小时，足见他对农村、对农民的关心和重视。这一回可说是我随便说，毛泽东随便问，我的回答是有什么说什么，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始终没有第三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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