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论及“文革”之初中囯高层斗争时，许多人一方面为刘少奇最后惨死的结局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又为其大权在握，却甘愿束手就擒，甚至未作一点反抗而坐等灾祸降临，深觉不可思议。有些人甚至说，其时在北京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为何不趁毛泽东长期不在北京之机，发动一场政变，把毛搞下去？就像两年前，苏共中央高层一些人，趁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之机，发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成功把赫搞下了台那样。而且，如此做，还基本上可以避免后来那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大灾祸。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笔者研究“文革”时，当初也多次提出这一疑问。近年，随着对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以及周恩来与之关系的深入探索研究，似乎终于可以找到答案。也才觉得当初提这个问题，实在非常幼稚。
“五月会议”的血雨腥风
“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这个机构很长时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却对保证“文革”按毛泽东意图发动及向纵深发展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的组建和存在，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刘或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和胆量，发动对毛泽东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变”。先看看此时的政治局势和背景。
“首都工作组”成立于1966年5月中旬，其时，正是所谓“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月会议”（5月4日到5月26日），在“文革”史上，是一次重要而且十分关键性的会议。会议期间，发生了太多可值一书的重大事件。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曾经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简称“十六条”，一直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后来枝露，这个《通知》的有些内容，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其中最著名，最有份量的一段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当时，认为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这段话，是针对的“彭罗陆杨”，后来才证实，毛主要针对的是刘少奇。“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文革”中，也一度成了刘少奇的代名词。
其次，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为江青控制，权倾一时，甚至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
此外，林彪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这个讲话，主要有两点内容特别令人瞩目。一是大谈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公开提出当前着重要防“政变”，防“兵变”，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毛主席正在调兵遣将，防政变。当时林彪确实讲得有点杀气腾腾。另一点就是，林彪将颂扬毛泽东的话语，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话是，林彪称，“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又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囯共讨之。”此话当时也认为是针对彭真，罗瑞卿等。后来才揭示，此话针对的是其时正坐在主席台上，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听到此话，想必十分受用。
也才有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决心对刘少奇公开摊牌，并让林彪接替其接班人位置的安排。据吴法宪回忆，有次他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车（其时吴已是最高核心层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车上周对他亲口讲过当时情形。
八届＋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十一章，香港明镜出版社）
不过，再后来，林彪出亊后，又有人称其这次“五·一八讲话”，是在为自己以后搞政变造舆论，是别有用心，在唱“政变经”。
这次“五月会议”，还作出了停止或撤消“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职务，并由中央予以立案审查（即分别建立专案组）的决定。后来将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中央高层领导人迫害致死，并相继逮捕审讯，关押迫害诸多党政军首脑人物的“中央专案组”，即由此派生演变而来。
这个会上，还有一件比较滑稽的亊。就是有好多天，曾集中火力猛批朱德元帅。最早，是要朱徳在会上作检查。迫于压力，朱德被迫在大会上当众检查。后来又说其检查不深刻，发动与会者猛批。说朱德有政治野心，想夺权，想搞政变等等。不仅林彪等人，连周恩来，陈毅元帅等，都参加了对朱德的讨伐攻击。众所周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朱德元帅就长期处于有职无权地位。平时出去走走所谓“视察”，在家时种点兰草。但可能朱德元帅在军队中，一直威望很高。毛泽东要搞“文革”怕军队不稳，担心有人会拥护朱德，所以先把朱徳弄出来，扫扫面子打打威风。毛泽东整人之心机，真是深不可测。有趣的是，朱德的亊，从此再无下文，不了了之。
会议期间的5月18日和23日，前后几天时间，首都北京党政军高层，还发生了多起因“文革”风暴卷来，自身无法面对而被迫自杀身亡的“非常事件”。
第一位自杀者是，曾担任过《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已经被打为“三家村”黑幇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他在林彪作“五·一八讲话”的当天自杀身亡。第二位自杀者，是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其自杀于5月23日晩。第三位，是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安东将军，5月22日清早服大剂量安眠药身亡（安东将军因聂荣臻元帅为之说话，死因未作“自杀”结论，后来定性为“非正常死亡”。按当时规定，自杀属“背叛革命”，“自绝于党和人民”。政治上背黑锅不说，还会祸及家人）。
“五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仍在杭州未到会，表面上由刘少奇主持，但实际上会议进展情况以及会上一切决定，均由康生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再由康生向政治局传达。所以说，这个“五月会议”，实际上是毛泽东在遥控。刘少奇不过是台面上的主持者。
官方的正统文献，对这个“五月会议”多有记载评述。可惜并不客观。比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囯共产党历史大亊记》中，对“五月会议”记载如下：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十六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大亊记》第276页至2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一版）
这种表述，完全不提毛泽东对会议的遥控和主导，却将“五月会议”的账，主要算到林彪，其次是刘少奇身上，是不公正，也完全不合事实的。
尤其是，这个《大事记》条目中，闭口不提毛泽东暗中指示周恩来，绕开党中央和政治局常委会，建立实际控制北京的“首都工作组”一亊。
毛泽东对“政变阴谋”的猜疑和提防
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尤其是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发生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不流血政变”以后，毛泽东对中共高层是否可能发生类似事情，是否有人会将自已彻底赶下台，始终疑虑重重。可以说，自那时起，“政变”阴影，就一直在毛泽东脑际纠缠，挥之不去。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没有任何症兆情况下，突然解决“罗瑞卿问题”（连刘少奇到了上海开会时，也不知道这次会是为什么事）。骨子里，就是因为罗是总参谋长，又曾长期任公安部长，权柄重，位置关键，怕被人利用搞他的政变。毛这一举动，主要是“防政变”的考虑。后来搞彭真，毛内心的真实目的，也是“防政变”。彭真长期经营首都北京，被毛视之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成了“独立王囯”。彭又是刘少奇心腹，在中共高层，排名第八，曽一度主持过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搞杨尚昆和陆定一，也有“防政变”的因素。杨主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键的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也是他分管范围，其位置极特殊。据说又曽对毛搞过“窃听”。陆定一是舆论大总管，在新闻舆论界，很有影响和势力。任何人要搞政变，离不开舆论支持和控制。毛泽东先下手搞掉这些人，对任何想在高层搞政变的人（比如刘少奇），都是个重大打击。
毛泽东在正式动刘少奇之前，先出手搞掉彭、罗、陆、杨所谓“四家店”，其用心正在这里。
随着“文革”全面发动的时间临近，要最后与刘少奇摊牌，毛泽东对所谓“政变阴谋”的猜疑就越重。仅据官方权威文献披露，“文革”之初的1966年5月至7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领导人时的谈话，和私密书信中，就多次提到“中囯可能发生政变”这一敏感话题。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就明显表露岀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政变”的担忧和焦虑。毛泽东从苏共中央变成“修正主义”谈起，他说：
亊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亊。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亊，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団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0至14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月）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来中囯度假休养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再次谈及党可能分裂变修的问题，并含沙射影直指刘少奇。毛泽东对胡志明说：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亊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囯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我与毛泽东的交往》第4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8页至1419页）
6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去长沙，第二天，往家乡韶山，住“滴水洞”。毛泽东在这里呆了将近一个月，静心思考下歩举措。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及政变问题。毛泽东写道：
我的朋友的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20页至1421页）
这是毛泽东两个来月，第三次谈及所谓“党分裂”和“右派政变”问题。可见对其困扰之深，焦虑之大。这段时间，他所思虑谋划的，除了“文革”运动布局，主要就是对“政变阴谋”的提防和反制。其中最主要的“反政变”措施，就是暗中指示在北京的周恩来，以所谓“保卫首都”之名，建立“首都工作组”。然后进行一系列人亊安排和部队调动。
周恩来组建“首都工作组”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想法和最后决定，是由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作出，并遥控在北京的周恩来予以落实执行。
毛泽东此时的心思和着力点，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恐怕就是“防政变”。说直接一点，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就是要搞人，搞掉中央及地方高层的一大批他不满意人。但他要提防，他搞这些人的意图真正实现之前，那些可能被搞的对象，不惜“背水一战”，联合起来搞他。尤其是他长期不在北京坐镇的情况下。
毛泽东这时，就必须着力提防，一年多以前苏共中央那些人搞赫鲁晓夫的亊情，在他身上发生。所谓“保卫首都”，不过是个借口，是个幌子。因为此时，中囯并无外敌入侵危险，也无内乱。首都北京不存在危险，“保卫”两字何从提起？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从成员名单来看，这个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就是说，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事。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而所谓“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内容就是，只对周恩来一个人负责。而周恩来，只对毛泽东负责。
从此举看，其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充分信任的。否则不会将关系着毛自身安全的如此权力，如此重责，放心交付于周。
“文革”中，在批判刘少奇或其他人时，常用“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或是“分裂党，分裂军队”，这样的攻击性提法。其实，仅就这件事情上来说，不管决策的毛泽东，还是具体执行的周恩来，叶剑英，才真正是公然违反中共的组织原则，“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其实际效果，既分裂了党，也分裂了军队。
因为，无论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还是邓小平主持的实际负责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其时都在北京，而且也在正常运转。尤其是，这两个机构及主持者，都经中共高层集体研究，或是相关党内高层会议决定的。毛泽东，周恩来两人都是政治局常委，当时也是投了赞成票，认可过的。现在却绕开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自行决定并作出这种超越党政军中央机构的重大举措和行动，不是“背着中央，另搞一套”是什么？而且，仅就其动机，和实际后果看，确实起到了“分裂党，分裂军队”的作用。
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呈上后，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批示照办（其实，本身就是遵毛泽东之意行事的，只不过小组人员构成上须报知毛泽东最后审批认定）。
在“首都工作组”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之前，周恩来在叶剑英协助下，已经有所动作。据文献资料及相关当亊人回忆，周，叶两人，当时主要抓了北京卫戍区的改组扩建，以及相关部队的调动及协调，还有就是，如何加强北京的安全警卫等一系列相关事宜。
换言之，此时整个首都地区已被周、叶两人主掌的“首都工作组”从军事上，以及“安全警卫”方面控制了。
再说得具体一点，也就是，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整个“党中央”，已实际上处于这个特殊的“首都工作组”的控制和监视之下。
周恩来召见军方实权人物作军事部署
接下来，周恩来就绕开党中央，也不经过中央军委，独自作了相关军亊部署，并进行了几项关键性的部队调动和军方人亊安排。
也据《周恩来年谱》，5月18日，周恩来单独约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此两人都是当时实际控制和指挥首都地区部队的关键实权人物），就部队一系列调动安排进行具体落实。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周恩来这次单独约见军方实权人物，是亊先经中央军委批准或授权，或起码告知了中央军委领导。
还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长期主管的是政府（囯务院）亊务，共和囯以来，也从来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如今却单独召见军方高层，并做出如此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部署，是不寻常，有越权之嫌。他依据的，显然就是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所谓“首都工作组”。
该文献记载，三个人（实际是周恩来一人，其他两人都听周的）当天就作出了几项关键性的决定，并由周恩来下来后书面报告毛泽东。
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十分重要。周恩来是写亲笔信，派信得过的“信使”专送在外地的毛泽东，而不用领导人专用的“红机子”保密电话，或是机密电报等，主要是防“泄密”。
说明毛也好，周也好，已对此时的中央有关部门怀有戒心，怕其间相关消息被窃听被窃看。他们已经不完全相信，无论中央高层或军方警方乃至情报机构的保密电话电报等通讯方式，可以做到“绝对保密”。宁肯选择最原始最麻烦最费时的“信使送信”古老方法。
1967年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中，中共高层也采用过这种“信使送信”方法。事件发生，局势大乱。毛泽东被困武汉，在北京的江青与林彪商议后，由江致信毛泽东，劝其立即转移。江致毛亲笔信一封，派人专机飞武汉送毛。信使竟然是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江青甚至还说出了，“信在你脑袋就在”这样严厉的话。弃现代化通讯手段不用，而宁肯采用这种“信使送信”的古老方法，令人想起基地组织的拉登。不过，拉登不用电话等，是防美国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寻电子信号跟踪而至。而中共高层却是为开展党内斗争，防泄密。
当时，周恩来写信而不用电报电话或传真，主要目的，当然是要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及其手下亲信，完全封锁消息。
文献显示，周恩来当天，书面报告毛泽东审批的决定和相应部署主要为：
其一，改组扩建的北京卫戍区，并由傅崇碧任司令员；
其二，调解放军第63军驻防石家庄的189师，以及第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来北京，作为卫戍部队，担任首都卫戍任务；
其三，待这些部队到京后，立即对原来担任中央及北京要害部门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宣传机构的警戒保卫部署，全部作重新调整。（以上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至32页）
周恩来这份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自此，正式开始了北京卫戍区的扩建重组，进行相关部队的一系列调动，以及首都各要害机关部门警卫力量的大调整。后来在“文革”中地位关键，知名度很高的北京卫戍区首任司令员傅崇碧，也就此走马上任。
几天后的5月26日，由叶剑英主持，召开了“首都工作组”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就“首都工作组”面临的任务，以及内部组织情况，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安排，机构运转程序，还有工作方法等重要内容，进行全面研究，并作出了相关决定。
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了“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定调子的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说：“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
周恩来还说：“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
在这次会议上，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在“紧急情况”时，需要调动北京地区的卫戍部队，如果周恩来在京，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不在时（因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还有出访等外事活动），可报邓小平批准（以上均见《周恩来年谱》下册，第33页）。
这个决定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可谓有点意味深长。5月1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提到，“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工作的，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但从整个过程及军队调动部署情况来看，刘少奇并位参与其事，而是周恩来在全权负责。
前文已述，报告中提到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是一句空话。显然，这个“首都工作组”，只有周恩来有权拍板作出决定。周的身后实际做主的，是毛泽东。
这就是说，“首都工作组”一切举措、行动和部署，只对周恩来负责，它不仅绕过了中央书记处，也绕过了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还绕过了中央军委和总参。这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并作出决定。不过，这样重大的决定，显然不会是来自周恩来本人，而只能是来自毛泽东。
这个事实说明，尽管名义上仍是刘少奇在京主持政治局及常委会，但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在另搞一套。其时，“文化大革命”还未全面铺开，“工作组”等问题甚至还未发生，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还有两个多月。这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并要借故搞他的想法，由来已久。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后来的“派工作组”事情，刘少奇地位已岌岌可危。
此外，这次会议还决定，紧急情况下，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权，周恩来不在时，由邓小平决定。这说明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比较信任的，而且对刘、邓是有所区别的。否则不会把如此重大权力交给他（尽管是充当周恩来不在北京时的“替补”）。
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的5月31日，周恩来将会议情况，所作出的相关决定，以及卫戍部队调动安排等军事部署情况，一一向在杭州的毛泽东作书面报告。这些决定与部着，亦均获毛泽东批准认可。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叶剑英就着手建立工作组下面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等。“首都工作组”下设负责日常亊务的办公室，地点在军委“三座门”。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日常工作班子的组建及负责人，据傅崇碧回忆，“首都工作组”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组建情况如下：办公室主任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有3人，分别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办公室其余工作人员由北京军内外各大单位选调。（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其办公室正副主任均由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及负责安全警卫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出任，可见其“反政变”的色彩很浓。而那个雷英夫，正是后来最先向中央高层写材料，揭发刘少奇的始作俑者。
傅崇碧还回忆说，“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还决定，今后，“每周至少开一次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听取办公室的汇报和研究讨论有关问题”。
“首都工作组”主要任务是“防政变”
周恩来、叶剑英5月15日的报告，以及5月26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都规定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这就是，加强首都北京的警卫，确保首都的安全。
所谓“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其实，这只是个借口。说穿了，就是保证尚在外地的毛泽东，一旦返京后绝对安全。并在毛泽东以“文革”之名，对一批党政军高层（以刘少奇为首）大清洗时，防止有人会对毛泽东搞所谓“政变阴谋”。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也是这个“首都工作组”成员的刘志坚将军，“文革”后接受访谈时，曾有一段很关键很说明问题的回忆。
据刘志坚说，早在“文革”正式发动前的1966年4月中旬，他受周恩来委派，与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同赴上海，参与对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的讨论修改（这种委派，不是由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派，而由周恩来直接指派，此也十分耐人寻味。说明其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其时，中央政治局在杭州开扩大会，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受毛泽东指派，正在上海主持这个文件的修改事宜。其间，文件草稿已作过多次讨论修改。
有一天，几个人正在座谈讨论时，江青突然耸人听闻地当众说，她担心“毛主席在杭州安全没有保障”，并表现出深为忧虑的样子。几个人听了不免吃惊。
作为军方人员的刘志坚，深感江青此说，事关重大。思索之后，下来，立即通过军内保密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北京的总参谋部。军方总参谋部负责人对此自然也万分重视，当即以总参名义，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要许世友采取紧急措施，调动可靠部队，加强杭州地区的警戒，保障毛泽东的安全。
同时，总参负责人要刘志坚立即赶赴杭州，向周恩来及中央军委领导报告。刘志坚第二天即秘赴杭州，分别向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告诉了南京军区许世友已经采取的军事警戒及安全部署情况。（《动乱之初----刘志坚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载《“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第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之后，江青还多次对杨成武等人说过这样的话：“主席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之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江青还要总参及中央军委，特别加强毛泽东的安全保障工作。
据后来一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这个话，“文革”初他刚从东北调来北京时，奉命去见刚任“首都工作组”组长的叶剑英，叶剑英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而这种“安全保障”，并不是指一般性的安全警卫，而主要是“防政变”的相关军事部署大动作。毛泽东在“文革”深入发动及自己返京重回“一线”掌控局势前，指示成立“首都工作组”，并重新调整组建拱卫京师的北京卫戍部队，可以说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是防着刘少奇，彭真，或是曾一度担任过公安部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或其他任何人，对他搞“赫鲁晓夫式”或“非赫鲁晓夫式”政变。
关于“防政变”的意图，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个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就表露得十分清楚。如今看来，林彪那个专谈政变大讲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就不是他一时兴起的随意而为，而是有感而发的。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特别引人瞩目：“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部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总参谋部让许世友，作加强对杭州毛泽东保卫保卫的军事部署，是4月中旬的事。周恩来与叶剑英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报告是5月15日。周恩来约杨成武、郑维山谈扩建北京卫戍区，调动部队加强对中央要害机关及电台、报社等的安全保卫，也正是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5月18日。林彪是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些情况他应当是知情者。
由此看，林彪“五·一八讲话”中这番话，就不是他有意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基本上是事实。他讲的其实就是在周恩来、叶剑英一手操持下，关于成立“首都工作组”及相关军事部署等一系列动作。只不过，这是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核心机密，在座者（包括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对此并不知情。
3天后的5月21日，周恩来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内容几乎相同的讲话。
周恩来说：“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得好。”又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子、有枪杆子、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转引自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
现在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先是要搞掉彭真、罗瑞卿等，后来要搞掉刘少奇等，确实要担心这些人会反抗，甚至对他搞“政变”。这些话他对江青讲过，也对林彪讲过。
可见，毛泽东决心将“文革”大规模发展并深入搞下去，一直到他7月18日正式返回北京之前，“防政变”、“反政变”，确实是他曾经深为担心并认真考虑过的主要问题。建立“首都工作组”，以及由此而来的改组扩建北京卫戍区，并作相应军事调动和部署，都是针对他即将搞掉的刘少奇等人，“防其政变”的具体措施。
“首都工作组”的建立及其幕后一系列运作，在1966年5、6月那种特殊而敏感的政治格式中，起码说明两点：
一是周恩来此时已明确倾向于毛泽东（或者说站在毛泽东一方，而不是站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一方），并全力支持毛深入发动“文革”；
二是毛泽东在“文革”全面发动的前夕，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及其所控制的“首都工作组”，已经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北京当时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周恩来手中，而不是刘少奇手中。
或者说，这个所谓“首都工作组”，才是当时实际控制北京乃至党中央的“另一套班子”。
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关于叶帅在“文革”中的处境变化和作用，海内外史家学者多有论述。不过，多着重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亊件”，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行动等。不过，対叶剑英在文革早期，尤其在这个首都工作组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似乎少有人论及。
笔者认为，叶剑英元帅在“文革”早期，中国高层政治格局中的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与毛泽东、林彪、江青的关系等，值得“文革”史家学者们深入研究。不过，仅就当年5月成立这个“首都工作组”，让叶剑英来挂帅并实际主持工作这件事来看，毛泽东其时对叶剑英是深为信任的。
而且，此事当时也还要过江青和林彪这两关。两人之中，如果任何一人持坚决反对态度的话（尤其是江青），此事便不会有如此顺利。
可见，当时叶帅与林彪，与江青，关系大体上还过得去。尽管可能周恩来的极力推荐也是其间因素之一（周、叶建国前曾在南方局共事长久，彼此深有信任了解），但是如前所述，如此重点的问题，不是周恩来可以做主的，必须由毛泽东最后点头拍板，决定权在毛泽东。
毛泽东授意让叶剑英与周恩来联名给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提出成立“首都工作组”，表明当时毛泽东在心目中，已决定让叶剑英来负责主持这个万分重要的特殊机构了。毛泽东之所以选中叶剑英，这是大有考究的事。
在几个军委相关领导中，叶剑英一直是排名靠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对中央军委进行改组。《通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军委常委13名，叶剑英排名第11位，元帅中最后一名。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见《共和国史记》第二卷第399页）
之后不久林彪称病休养，军委日常工作实际是贺龙在主持。一直到“文革”前夕。但这个“首都工作组”，不由林彪，也不由贺龙代表中央军委参与或挂帅，组长却由叶剑英出任，表明毛泽东有自己的深层考虑。
毛泽东“文革”早期对叶剑英的特殊信任，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可以说明，那就是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叶剑英进入中央书记处任书记，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决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批追认）。由此，叶剑英此时取代了贺龙元帅，实际主持了中央军委，接过了指挥军队的大权。
而且，其后8月上旬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全面改组。其中补选的6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就有叶剑英。
尤其是，数位元帅、军委副主席当中，进入中央书记处的，也仅有叶剑英一人。这显然同叶剑英新担任了“首都工作组”组长有关。因为叶剑英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身份，才便于在“首都工作组”中，对党政军各部门机构及人员进行具体的领导和指挥。
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许多着述中都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于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面对面的严厉指责。毛泽东在讲话中厉声指责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只好检讨认错，主动承担责任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余怒不息，公然当面指斥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这时，叶剑英突然插话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没料，此话引起毛泽东更大的怒火和指责，当即厉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116页）
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座者，均为党政军最高层人物，毛泽东公然声称“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其所指何在，已是不言而喻。
大概，刘少奇也被激怒了，失去了冷静，当场多少带有顶撞毛泽东的态度作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刘少奇年谱》下册第6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刘少奇这里所说的“五条不怕”，即当时高干中广为传播的“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党内的一次讲话中说的，号召党员干部要敢于讲真话，要有“五不怕”精神。刘少奇在此用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来回敬他，可见其对毛的忍耐已达极限。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文革”后也说，这是刘在公开场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顶撞毛泽东。
在此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矛盾，尚未在公开场合爆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也是尚未写出。叶剑英在这种场合，说出“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显然与他“首都工作组”组长这个身份有关。他既是从军委这个角度向毛泽东表态，也是从“首都工作组”这个角度表态。
如果说，叶剑英此话不一定是专门针对刘少奇而发的话，起码可以表明，他这番讲话，明显带有代表军队全力而且无条件支持毛泽东。从另一个角度上，这也带有向已经与毛泽东公开摊牌的刘少奇示威施压的味道。
这一举动，显然也带有向毛泽东此前的信任和重用，作出某种回报姿态之意。毛在众元帅中，选中排名靠后的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又让其进入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而且程序上，是“先斩后奏”，先任命赋以实权，以后才由中央委员会补认。这些都是极为少见的。叶剑英当然明白毛这番用心。
前些年，笔者见过一文章中叶家后人谈叶剑英，其中提到，叶帅身上，有“忠君”思想。叶帅当年，要“忠”的那个“君”，显然就是毛泽东。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叶剑英就着手建立工作组下面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等。
傅崇碧在其“文革”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曾谈到自已参加“首都工作组”的情况，及叶帅在其间的作用。
傅崇碧回忆说：“1966年5月，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时的第一次会议，叶剑英副主席让我参加。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其实是叶剑英主持，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参加并讲话----引者注），宣布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任务是清理整顿首都治安，保证中央和首都安全。领导小组长是叶剑英副主席。”（见《傅崇碧回忆录》）
“首都工作组”领导下的北京卫戍区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大约一周，经周恩来同意，于6月3日由“首都工作组”与北京军区联合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地点在军委所属的京西宾馆。
这次会议，在北京卫戍区的历史上比较重要，被称为“六·三会议”。出席参加人员是新扩建后的卫戍区营以上干部。会议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出席会议有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军委几位副主席，以及解放军三大总部、各军兵种、在京的各军事院校负责人，以及北京军区的正副司令员，正副政委等领导（当时北京卫戍区建制还属于北京军区管辖）。
这次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扩编的命令。叶剑英和杨成武分别代表中央军委和总参在大会上讲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今天的大会，总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以及北京军区的负责人都来参加，对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加强首都卫戍部队，在原来基础上，增加到三个师另一个团。这几个部队各有特长，有的熟悉警卫勤务，有的善于野战。为了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你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杨成武则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在讲话中说，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首都卫戍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另一个团，增加为三个师另一个团，在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领导下，担负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首都的任务，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
在讲话中，杨成武特别指出，卫戍部队的具体任务，按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以及叶帅的指示办。
这话说得意味深长。在中共历来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下，北京卫戍部队，不是按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的指示办，而是按周恩来，叶剑英和这个“首都工作组”的指示办。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
北京卫戍部队扩编的同时，在叶剑英主持下，“首都工作组”当即提出了对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及一系列整编安排方案。
该方案主要内容为：
一，在6月10日前，完成保卫北京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
二，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卫戍师、团干部，及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级干部调配；
三，6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
也就在6月3日当天，周恩来对“首都工作组”上报的，首都警卫部队调整方案上作出批示。其批示如下：
“剑英、成武、王尚荣三同志，同意这一报告中所提的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望在4天内将部队部署和调整具体落实，并将营连的驻地和机动兵力驻地绘图标出送阅，其它三事均同意。”（以上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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