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公开活动突然增多。1月13日和15日，李源潮分别出席了全国妇联十一届四次执委会议和共青团十七届五中全会；19日出席中国侨联九届三次全委会议；20日至22日将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另外，李源潮还会见了加拿大参议长富里等人，在2015年12月的外交接触更多。
因群团工作重要性增加，李源潮角色亦有些吃重
李源潮近期的这些活动也大体说明了他的两个主要职责：一是在内政层面负责群团组织工作，二是在外交层面代行习近平的部分职权。从正在担任或曾经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等人身上，能在一定程度上推知该这一既有现代国际光谱、又具中国特色的机构设置，及其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
李源潮内政外交均趋活跃
外界观察中国实权人物、分析中国走向时，一般很少将目光过多地投注到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身上，在美国政治中分担重要责任的副总统则与之不同。不过，李源潮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并不是一直居于幕后，而是一直活跃于外交舞台上。例如在2015年12月12日，李源潮作为习近平特使前往土库曼斯坦参加国际会议；14日在北京接见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24日在北京会见了访中的尼泊尔副总理兼外长塔帕。
此次前往瑞士参加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安排也值得一提。这是首次由中国国家副主席出席达沃斯论坛。在以往，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是其常客。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后已经四次出席，仅缺席了2014年冬季达沃斯。在李克强专注于国内经济的情况下，由“师兄”李源潮代行，也体现了后者的重要性。或许，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的李源潮，对中国经济一直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有观察者指出，李源潮担任国家副主席后的主要工作领域在外交层面。在进入2015年后，不仅其外交工作频率有所增加，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内政工作。加强群团工作与中共加强统战工作相联系，是弥合体制内外分歧，夯实中共执政基础战略的一部分。当年7月，习近平领政治局7位常委共同出席时隔94年后的第一次“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即说明了中共对此事的重视。
2015年2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几天后，李源潮召开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侨联领导班子。显然，李源潮已经实际负责统筹此项工作，尽管官方和媒体并未提及李源潮是否兼任了新职。
李源潮在2015年末2016年初密集出席共青团、妇联、侨联等组织单位会议，也因此事出有因。其实，李源潮自成为国家副主席后就在做与之相关的工作。在中共将其工作列为重点之后，由他负起责任并发挥更大作用也就水到渠成。这也说明李源潮角色的凸显。
李源潮的过渡与转机？
如此也就体现出李源潮的两项主要职责，一个在外交，一个在内政，后者以群团工作为主。按照中国现行宪法规定，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在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副主席任期五年，最多可连任两届。因此，宪法给予国家副主席另一项有待激活的权力，也就是在国家主席缺位时，由其继承主席之职。这也是西方国家的一般做法。
不过，在中国政治中，国家主席与副主席尽管地位崇高，但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中共总书记才是中国最高权力所在。副主席即使担任了国家主席，并不意味着掌控实际最高权力。新的中共总书记才是中国党政军的核心。
由此来看，中国国家副主席确实是一个相对虚置的职务。不仅如此，中共十八大中由中组部部长升任此职的李源潮，也被认为是近年来分量最弱的国家副主席。在他之前的三任分别是胡锦涛、曾庆红和习近平。其中两人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曾庆红曾当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等职。如果李源潮目前的职责安排是一种针对性调整，则曾庆红的国家副主席之职则略显偏重。
有评论称，正是源于国家副主席可在主席缺位时继承之的宪法程序，中共将其安排作培养锻炼未来最高领导人接班人的最高一级台阶。这种传统主要从1998年胡锦涛接任开始。同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的做法，也体现了同样的道理。而在胡锦涛与习近平两位需要担任两届的最高领导人之间，需要一位过渡性人物。曾庆红与李源潮或许就属此类，而李源潮仍只是政治局委员且兼职较少较轻也说明了这一点。坊间一直有一些关于李源潮的负面传闻，目前未知这些传闻真假，以及对李源潮的影响。
2017年中共十九大时，1950年出生的李源潮恰好67岁，尚在可上（留）范围。不过按照现有传统，由于他将无法在五年后担任中共总书记，故需让位于新的接班人。这也就决定了，李源潮将在十九大时离开国家副主席一职。尽管如此，李源潮仍然有可能担任他职，乃至成为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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