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五四运动细化为“文化五四”和“政治五四”，那么已经告结的2015年，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了。“五四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一场学生运动，在百年之际谈大学之救赎，火候刚刚好。
已经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目标后，国务院旋即又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任务路径。红头文件公布后，坊间便开始流传一份寄望冲刺一流大学的候选名单。不论真伪如何，至少迫使人们重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如何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为何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后依然未见成效？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科院前院长秦伯益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将根由锁定在了大学精神的缺失上，而导致精神缺失的，便是功利主义。在秦伯益看来，当下高校亟需重新回归大学精神，其中当然脱不开来自执政层的意识形态管控问题。
被功利主义裹挟的大学
何谓大学精神？先贤们有过不少解释。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应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谓也。”陈寅格则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代很多大学校长也提出了很精辟的见解，“大学应该在精神层面回归大学本身的高尚”、“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当社会出现失范时，应该发出警世之言”……
时过境迁，先贤们铁肩担道义的执着与追求还犹言在耳，大学却已沦为被功利主义裹挟的存在，培养出的学生，也成为钱理群口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公然扬言，“当你40岁时，没有四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的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培养其财富意识是我工作内容之一。”在其看来，财富意味着光荣和成功，贫穷则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比照于董藩的直言不讳，高校更甚一筹的急功近利早已深入骨髓。做课题、发论文，不再以做学问为出发点，而是与评职称直接关联；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目的，也不再单纯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是标榜自己在某个领域的影响力。当然，继续往上追究，急功近利的帽子还可以扣在管理层头上。毕竟，不懂教育的人来管教育，不懂学问的人来做学问，本身就是滑天下之大稽。教育大家陈望道去世后，《辞海》的主编居然是在文字学、语言学、文史、科技等诸多领域中基本没有根底的人，不禁使业内人士跌破了眼镜。
在秦伯益看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产业化开始，到后续的应试教育、大学扩招、高校合并以及学校升级，五大改革措施没有一项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是个慢功夫，因而有‘百年树人’一说，而‘政绩’往往需要‘立竿见影’，因而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惯例。即使一般业务部门太急于做出有‘显示度’的‘政绩’也不是应该提倡的，教育部门这样做，就更会留下几十年上百年难以纠正的偏差来。这就等于夹生煮饭、急火炖鸡，做出不合格的东西来，而且难以再回炉重做。”
一座有形的大楼如果没有建好，可以推倒重来。可如果无形的学术殿堂从一开始就严重“跑偏”，一拥而上急功近利，又该如何完成救赎？诚如资深学者资中筠所叹谓的，“每个时代都有代表社会良知和高层次的精英，能够支撑民族精神，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垮过。但现在整个社会太功利了，太趋炎附势了。”
切断意识形态的魔爪
从“李约瑟之谜”到“诺贝尔奖情结”，再到“钱学森之问”，都反应了中国学术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缺失。而每逢教育问题便搬出的“去行政化”，还只是浅层的问题，行政化的根源还是“党政化”。只是在意识形态管控无孔不入的今天，鲜有人愿意触及深层次的矛盾。
不得不说，从十八大至今，高校系统的意识形态管控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从坊间盛传的“七不讲”到习近平的“8•19”讲话，再到教育部长袁贵仁“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的喊话，及至不久前重修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划定的妄议中央红线……每一次的收缩和管控，对高校而言都形同加上了一套束身装。作为一校之长，是不能也，非不为也！换言之，即便有心开放言路，鼓励创新，也现有的高压下也只能蹑手蹑脚、明哲保身。
“意识形态不放松，大学就没有希望。”秦伯益对呢记者如是断言。“大学应该是和而不同，如同和谐的交响乐。但现在沦为同而不和的大合唱，执政者追求的是阅兵时的整齐划一。知识精英们现在最关心的，是习近平在意识形态方面究竟走什么路。是走世界文明的路，走古代中国的皇权专制的路，还是走党国体系的路？习近平目前的改革力度那么大，最终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能不能转型。”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意识形态之转型、大学之救赎，关键在于能否“发现个人”。曾与美学大师李泽厚出版对话集《告别革命》而名噪一时的刘再复，将二十世纪最好的年代锁定于五四运动时期和八十年代。因为这两个年代，是启蒙的岁月，也是思想最活泼、最开放、最解放的时期。“原来中国人睡着了，全都在打着愚昧的呼噜，牛马与奴隶的呼噜，突然平地一声雷，一种巨大的声音把中国人唤醒了，于是，中国爆发出灵魂的活力，社会的活力。从此中国从愚昧走向清醒，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贫弱走向富强，从古典走向现代，这不是最好的年代吗？”
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技术发展从未如此快速，信息传播从未如此便捷；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象征最好年代的“发现个人”，做得还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在急剧退步。具体到高校系统，要想做到“发现个人”，解开严丝合缝的意识形态缰绳是关键一步。没有自由之思想，何来独立之人格？没有独立之人格，何谈大学之精神？
在“吃人”的旧社会，鲁迅掷地有声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口号；在“诛心”的新时代，何不抓着新文化百年的尾巴再喊一句----救救大学！ 区别在于，前者只是单纯的被救者，后者却同样需要承担施救者的双重角色。如是，大学方才有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中国民族能走多远也要看这一仗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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