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监管机构在1月8日有一个解释自己的机会，此前中国股市自导自演的动荡自去年7月以来第二次震动全球市场。
肖刚被传离职
在有关全球市场（遭遇20年来最糟糕的开年表现）需要更多有关中国意图的指引的抱怨声中，还有传言称，中国证监会(CSRC)主席肖刚可能离职。
然而，中国证监会当时在其每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讨论这两个话题中的任何一个，而是讨论了该机构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促进农业发展和减贫计划中的作用。
对于日趋从中国经济数据和市场动向寻觅日常操盘线索的全球投资者而言，这种回应市场动荡的方式看上去有些荒唐。但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这种回应被视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治理常态。
而中国央行人民币管理政策的变化加剧了此次市场动荡。此次动荡带来了一个问题：就管理全球最关键的金融市场之一、提供国际社会期待的透明度而言，不透明的党国体制是否合适？市场动荡还引发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组织的团队能否执行中国规模大得多的改革计划（市场监管和汇率政策只是其中的两个方面）？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速度快于自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以来的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
“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习近平的前任们总能为国内外投资者带来信心，使他们相信：假以时日，市场和私营部门将获得更大空间，”总部位于北京的咨询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葛艺豪(Arthur Kroeber)辩称，“习近平没能延续这段历史……在最基本的层面，我们不清楚他懂不懂现代市场的要求，或者他准备怎样把这些现代市场的要求与他强加给社会的列宁主义-儒家式的家长作风协调起来。”
甚至连中国国有银行的分析师也摸不着头脑。“由于中国在通向新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道路上缺乏政策沟通……汇率‘弹性’已成为不确定性的一大来源，而非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中金公司(CICC)分析师余向荣和梁红上周写道，“人民币波动可能会提升全球市场的风险溢价，导致规模可观的资产重新配置，并让美国的加息决定复杂化。”
习近平收紧控制
在证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肖刚曾经倡导的灾难性的“熔断”机制在开盘仅29分钟后就中断了当天的交易。但官方电视台既没有提及股市“熔断”，也没有提及当天的另一条重大消息：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导致全球恐慌。
相反，央视(CCTV)晚间主要新闻栏目的头条是习近平主持“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以及在重庆视察解放军第13集团军。他称赞了红军战士在革命英雄毛泽东领导下的英雄主义和牺牲故事。他表示：“这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按照习近平的意思，这样的纪律还包括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谨言慎行。去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布准则，禁止8800万党员“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此后，报纸编辑、教授和公安局长因没有在各种问题上与习近平保持一致而被解职，这些问题包括党对新疆地区民族不安定以及香港民主抗议的处置。
“要应对这类挑战，你需要整个社会辩论、讨论，绘制一条通向解决方案的路径。”经济咨询公司Wigram Capital的罗德尼?琼斯(Rodney Jones)表示，“你希望得到参与。但在中国，除了少数被选中的精英外，没有人能讨论（国家面临的挑战）。”
经济“沙皇”职位空缺
与前任不同，习近平手下没有一位拥有明确权威的出色的金融或经济“沙皇”。在中共中央最高层，金融和经济经验最为丰富的官员是王岐山，他已被分派领导习近平标志性的反腐败斗争。
“维护党的领导一直是头号优先任务----这一点我们都懂----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政治议程与经济议程之间的距离被拉大了，”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驻北京经济学家安德鲁?波尔克(Andrew Polk)表示，“我认为，这反映在现在没有一位经济重量级人物这个事实上。”
经济领域的责任名义上落在总理李克强身上。但从经济管理经验的角度来看，他逊色于朱镕基等人。朱镕基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推行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
李克强的前任温家宝同样经验不足，但他至少有王岐山担任副总理。
相比之下，中国4位现任副总理中最资深的是张高丽，他在担任天津市委书记期间以“先借钱建设，以后偿还”的经济发展观出名。
习近平的高级助手之一刘鹤往往被视为中国最具实权的经济官员之一。然而，他只是中共第四大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政府中的官方头衔是发改委副主任。这表明刘鹤在更大程度上是中国国家主席的有影响力的顾问，而不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呼风唤雨者。
中国央行新的汇率政策似乎加剧了国内股市的抛售压力，这强化了外界对于中国缺乏高层经济干将的印象。
去年夏季，中国证监会在7月引发了一场市场危机，而中国人民银行在8月引发外汇市场混乱；这两家机构又在1月7日同一天导致市场和汇率恐慌。
在其他经济体，市场在危机期间至少可以向独立而强大的央行寻求指引。
但中国人民银行及其行长周小川的独立性和权力根本比不上国际同行。中国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汇报工作。
本月底将年满68岁的周小川自2002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在去年11月获得了其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成就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特别提款权(SDR)机制下承认人民币是一种官方储备货币。
如果说争取进入SDR货币篮子的道路不平坦，那么人民币自“入篮”以来的遭遇更加坎坷。去年8月，中国人民央行宣布“一次性”贬值2%，此举旨在让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纳入SDR的关键条件。
许多国际投资者将此举解读为新的“汇率战争”的第一枪，中国人民央行花了两天时间向媒体说明情况以安抚局面。但那时破坏已经造成，全球市场暴跌，人民币抛售压力加剧。
在2015年剩余时间里，中国央行动用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减缓人民币贬值。但在人民币被成功纳入SDR几周后，随着支持人民币汇率的代价不可持续，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信号暗示，投资者应该转而聚焦于人民币兑一篮子13种货币的表现。
在市场还未充分吸收这一信息之前，中国央行退出市场观望，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今年1月的第一周下跌1.5%----对受到严格管控的人民币来说，这是巨大的跌幅，再次让国内和国际投资者感到恐慌。
有必要做得更好
金融业资深高管张化桥(Joe Zhang)辩称，多年来一直主张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保持强势的中国人民银行，并不了解海外将怎样解读它的政策调整。
他说：“全球对去年8月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反应是戏剧性的，这让北京方面感到意外。他们以为2%的调整不是件大事。他们没有预料到反应会那么大。”
这进而可能抑制改革动力。尽管交银国际(Bocom International)首席中国策略师洪灏认为，鉴于资本外流的风险，中国政策制定者有必要慢慢推进资本账户改革，但他也相信，之前他们错失了机遇，没有在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弱得多的时候这么做。
洪灏表示：“这是时机问题。当人民币大幅高估，房地产市场大幅高估的时候，人们想要离开这里……现在改革将让人觉得你正在失去控制。”
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听起来和证监会一样不着调。它最初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最近的下跌归咎于“投机势力”，并发表长文，阐述其“在党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实现的“成果”。
一些党政官员认识到，就金融政策而言，中国现在存在一个公共关系问题，并在着手修补这种不足。
中国政府上月罕见地向外国媒体通报了情况，一位高级官员承认，“有必要加强与全球其他国家的沟通，因为我们的举措真的会影响全球其他国家”。
但进展是缓慢的。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波尔克表示：“央行的一些人说，‘听着，我们需要加强沟通，但基于我们制定政策的方式，这真的很难’。”
“接着还有央行的其他人说，我们不一定需要更多透明度。因此即使是在应不应该改进信息发布的问题上，也是存在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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