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外交部长去年9月便早早放出的风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数月内访问德黑兰”，终于在2016年开年之际真正落于现实。当地时间1月22日夜，习近平乘坐专机结束对沙特阿拉伯、埃及两国的国事访问后，抵达此行中东的最后一站----伊朗。在分析人士看来，通过这样一次访问，北京方面想要达成的目标，无关乎与伊朗就能源、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合作，并推动解套后的伊朗成为支撑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枢纽。
习近平深夜抵达德黑兰
针对于此，习近平抵伊次日（23日），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新闻节目当中亦有所显现。当天“新闻联播”自头条节目开始，连续播出3条新闻介绍习近平对伊国事访问。除接机画面和欢迎仪式外，报道特别指出，“习近平同伊朗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统一建立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伊方在公路、铁路、海路、网路领域深化合作，推进亚洲东西通道建设，并以此带动沿线国家贸易河投资便利化，降低人员、商品、资金跨境流动成本，巩固扩大能源资源和产业合并”。
不难发现，能源、基建、发挥伊朗“通道作用”3点已然全都囊括在此数句当中。且从一些细枝末节之处或更可窥，北京方面急于成为对伊外交的“先头鸟”，除带有为获取包括石油、基建合作等一系列在内的看得见的物质诉求外，在其他方面北京亦另有所谋。
能源合作关键但非新意
一向为外界所热议的“习近平访伊瞄准石油”，在这样一段中共喉舌的报道中仅落于末尾。
众所周知，中伊合作由来已久，即便是在伊朗核问题曝出后，中国虽亦参加了联合国对伊朗的一系列制裁，但与西方动辄以动武相威胁迫使德黑兰弃核不同，中国不仅并不认可美国以及欧盟对伊朗的单方面制裁措施，强调单方面制裁不符合国际准则，不具备国际法意义上的有效性和约束力，它们也没有征得中国的同意，中国只会严格遵守中国同意的、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伊朗决议。中伊两国在经贸以及政治领域的交流始终未曾中断。中国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后者受到经济制裁。截至2014年年底，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为520亿美元，同比增长35%。伊朗对华出口额为28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2%。
在这一背景下，无论中伊能源合作还是基建合作，在相当程度上确实不过是以往双边关系互动的延续以及深化，并非新举。
如果单单只是为了促成此事，中国也大可派遣其他官员抑或另寻良机，断然没有理由让一国元首冒中东时局动荡的风险，且值沙特等多国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的极度敏感时期“顶风”赴伊。
那么，真正促使习近平急于成为美欧宣布部分解除对伊制裁后首位访问伊朗的外国元首的，可能是何原因？从习近平此行的时间以及达成结果当中或可一窥端倪。
加强金融合作序位提升
外界虽传言习近平将访中东甚久，北京方面却在美欧宣布解除对伊制裁前刻才突然释放这一消息，时间点的“巧合”或足以突显习近平此行与对伊经济制裁解除存在莫大联系。
也正是因为此，若想真正了解习近平不早不晚偏偏于此刻访伊的“新意”所在，还要回到解除对伊制裁上来观。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本月16日发布报告，证实伊朗完成了开始执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必要准备步骤，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得以正式执行，欧盟、美国等过随后宣布解除对伊部分制裁。涉及领域非常集中，一方面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获得解冻，另外还影响到包括投资、银行、货币、船运，以及石油、天然气出口等“次级制裁”的解除。皆由此，习近平“紧急”访伊旨在加强同伊朗进行进一步的金融合作，已然凸显出来。
每每提及中国与他国加强金融合作，首先浮现人们脑海的对象往往是诸如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刚刚解除经济制裁的伊朗究竟评何吸引到了中国呢？
一方面，解除制裁后的伊朗内部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自然是推动中国决策的主要动因，以及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开始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舞台。而在另外一方面，鉴于伊朗素来有“去美元化”倾向，金融、能源制裁双双解除，或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机遇。
据悉，早在2015年1月25日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Tasnim）就曾报道指出，中国当日开通20亿美元的信贷线，用于伊朗四个石化项目，伊朗央行亦于同日宣布在与外国进行交易时停止使用美元结算，使用包括人民币、欧元、卢布等货币签订外贸合同。而这不是伊朗首次提及“去美元化”，早在2008年4月，就曾有伊朗石油部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在对外石油交易中完全停止使用美元结算。
当然，鉴于美元在国际大宗商品结算当中的主导地位一时仍难撼动，立即完全停止使用美元结算，之于伊朗以及其他国家都并不现实。但伊官方几次作出同样的表态仍值得重视。伊朗目前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储量的国家，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如果伊朗部分停止以美元结算，改用其他货币，对于“石油美元”的影响仍将是是巨大的。更何况，在对伊部分解除后，美国迅速追加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制裁，更让伊朗对华盛顿方面的态度的辗转反侧有了更深的了解。
并且，回观过去一年来习近平与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数次会面，金融合作在双面对话时地位上升也十分明显。2015年4月23日习近平在雅加达会见鲁哈尼，在中国官方时候公布的对话内容当中，二者都并没有提及两国的金融领域合作。而至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再度会见鲁哈尼，习近平则曾特别指出，“要优先推进能源和金融合作”，将金融合作与能源合作并列提出。而至此次习近平访问，“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则进一步凸显。习近平23日在与鲁哈尼会谈时强调，“把金融合作作为‘助推器’，积极探讨研究新的金融合作模式，加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内合作”。
力挺伊朗入上合何为
除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之外，值得注意的或还应当包括，23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中，第十九条特别提出，“中方支持伊朗申请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这也是中国首次以书面形式对外宣布支持伊朗加入上合组织。
多年来，伊朗一致寻求正式加入上合，早在2008年3月24日伊朗就已提出加入上合申请。但由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争议性，上合组织一直没有接纳伊朗为成员国。如今，对伊制裁解除，自然让伊朗的加入变得越发“名正言顺”，不过更为重要的或还在于北京方面的态度。但这却也与中国的态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中国作为上合组织中占据主导的一方，各国无论是成为观察员国，还是进一步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都离不开中国“点头”推动。中国在对伊国事访问期间特意将支持伊朗加入上合写入声明，无异与为制裁解除后的伊朗再度送上一份大礼。那么，携此重礼而来究竟所谓何意？
从上合的定位来看，在经历了初创阶段后，其已初步具备了成为欧亚大陆“稳定器”的潜力，并正在向这一方向继续迈进。且正如有关分析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多边主义的国际制度，上合组织再将欧亚大陆腹地视为统一的地缘政治板块、统一的地缘经济网络与多元文化的交流平台的同时，未来一段时期上合组织的重要议事日程或将进一步拓展为：一向包括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多功能组织转变；二是要从一个以中亚为主的次区域性合作组织扩展，把印度、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伊朗等国家吸收进来，使其成为一个以“新欧亚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欧亚区域合作共同体。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吸收伊朗入局是上合成为一个更具广泛意义的国际组织不可获取的一部分。
解除制裁后的伊朗重获中东地区大国地位，将在上合的欧亚属性之外，可为之再添上一笔中东色彩。与此同时，中国最为急迫的诉求或还集中于反恐领域。
当前中国国内着面临巨大的反恐压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外部极端势力的渗透，而观伊朗西面靠近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地区是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主战场；东临的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加强与伊朗在反恐方面展开合作，将有利于从外部阻断恐怖势力，成为中国“内病外治”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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