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于青萍之末，大变匿于无形之间。
自2006年10月9号朝鲜第一次成功试爆核弹以来，朝核问题成为威胁东北亚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十年后，2016年1月6日9时30分01秒，中国地震台网监测到朝鲜发生一次震级为4.9级、震源深度0公里的地震。紧接着朝鲜单方面宣布其“氢弹”试爆成功。而此前，朝方没有向中美做任何事先通报。
频繁核试激怒中国 北京对朝政策出现微妙变化
十年前的核爆激怒了北京，以至于用“悍然”这个曾经专属“苏修”、“美帝”的副词指代至少仍是名义上盟友的朝鲜。十年后的平壤，主人虽已易代，但其对外部世界的戒心却有增无减：继承祖业，强力推进核武装就是最重要的政策抓手与决心体现。
小兄弟如此“任性”已十年有余，老大哥是否态度有变？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看大势：中国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战略大转型
十八大后，中国外交大战略整体转型。用著名国际关系专家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话说，就是从过去的“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中国不再仅仅满足于融入国际社会，而是要更加积极、主动、进取地塑造国际社会，建立更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这一转型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自然也包括北京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调整。常言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同理，如果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连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都不能确保，又何谈塑造国际秩序。也就是说，某些周边邻国的“任性”，将使中国影响世界秩序的努力大打折扣，甚至使其失去基本的国际信誉。所以从中国外交与战略转型的大趋势来看，可以预见，北京对平壤自行其是的容忍度会有所下降。
转型后中国的外交不仅更加主动、积极进取，而且从对象与地理角度看，会加大周边的权重。自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召开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后，原先处处“以美国为重”的倾向逐步让位于以周边为重心、统筹兼顾的外交排序原则。这不仅意味着中国会投入更大的外交资源以处理周边问题，更暗示着中国将力图以塑造周边秩序为突破口。进一步推断，那些试图挑战中国周边安全秩序底线、谋求浑水摸鱼的行为者，将可能受到北京的警告和惩罚。对此，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当朝鲜于2013年第三次进行核试验后，4月6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应约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电话，明确表示“朝鲜半岛是中国近邻。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在这一地区的挑衅言行，不允许在中国的家门口生事。”王毅外长有关“家门口不许生事”的说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路透社等媒体的解读是该谈话向外界展示了中国半岛政策的红线（red line）此后，2014年08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主题演讲，再次强调“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有一个良好周边环境。家门口太平，我们才能安心、踏实办好自己的事情。”足见周边安全与秩序在中国崛起战略中的排序。在这一背景下，仍然一意孤行的朝鲜是否会因“玩火”而触犯北京的底线，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抓细节：从官方声明和媒介环境印证官方立场的微妙变化
继2006年、2009年、2013年三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在今年初进行了第四次核爆。对比前后四次中方发表的声明，不难发现“实现半岛无核化、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这三个核心政策目标是不变的；中方依旧“强烈敦促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采取任何恶化局势的行动”。
但是，也有几处细微的差别，不仔细对比、咬文嚼字难以发觉。比如，前三次声明中都有“中国政府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应对，坚持（六方会谈）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这样的表述。而且前两次声明中，在该表述后还会附加一句承诺“中方将为此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而此次声明中全无。众所周知，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从来都是字斟句酌，不会轻易的添加或者删改措辞。因此，这其中的变化就颇值得玩味。细细品来，不难感受出北京对平壤的失望及其对“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的耐性的流失。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年来在朝核、半岛问题上，虽然官方正式的权威刊物、学术期刊依然严把口径，但在新崛起的微信、微博等媒体平台上，对有关热点问题的讨论异常活跃。一些明显与官方主流表态相异的观点、政策建议能够被大量推送、转发，且在圈内圈外广泛流传后并未遭到删除，这个现象本身就颇值得玩味。熟悉这其中掌故的人都知道，此前曾有主流媒体和媒体人，因为在朝核、中朝关系上发表较激进的观点而遭到朝方严正抗议，并最终受到处分的案例。在相当程度上，朝核问题被大陆学者视为危途与禁区。
过去，当一些明显对朝鲜不利的言论、政策建议被学者释放出来后，会有主流媒体对一些知名学者进行采访，批驳这些“政治不正确”的观点。一个典型案例是，在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爆后，原《国际展望》杂志执行副主编、后为国际事务独立评论人的赵楚在《纽约时报》中文网连续发表多篇时评，认为朝鲜核爆标志中国朝核政策失败，朝鲜对中国不具备战略缓冲的作用，反而是国际道义和利益的负资产；中国十多年来对朝援助没有起到管制危机、推动半岛无核化的作用，主张“弃朝”。他的观点无疑与中国政府立场相左，鉴于其文在网路上的广泛传播也影响，官媒立刻采访了四位主流国际关系学者、东北亚问题专家，不点名地对其观点进行批判。文章批驳了“中国对朝政策失败”的观点，认为导致朝鲜发展核武的根源是美国的敌意而非中国，因此只有重返中国所主张的对话协商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近年来这样的现象愈加少见。此次朝鲜第四次核爆就没有官方媒体组织主流学者对网路上各种非正统的“对朝新思维”进行大张旗鼓的批判。
从官方声明和媒介环境的转变，我们似乎可以印证官方立场的微妙变化。熟悉中国媒体环境和政府-学界关系的人都知道，如果这两个条件不能同时满足，像当下这些有关对朝政策的观点鲜明、立场突出的政策辩论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一，官方态度有变；第二，变化方向尚不明朗。前者是辩论产生的前提。因为不论学者们出身、立场、背景如何，公开发表政策评述，无非是想影响政府和公众，而如果政府政策非常明确、稳健，也就没有商量、置喙的余地。后者是该现象能够存在一定时期的保障。只有在官方求变，却也拿不准变向何方的情况下，辩论才有空间，当事人所受干扰和压力才相对有限。同时，也不排除政府（不同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包括与本部门相关的学术机构、学者）向外界释放信号的可能，或为敲打他国，或为试探民意，或为揣测意图。
官家将变未变、举棋不定时，学界争论方有空间与价值
最新的事实支持了上文的基本判断：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已经开始起了变化，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第一，官方在此将变未变之际，仍颇显举棋不定，要下定最后决心并不容易。譬如，在行动上，并没有如外界所预期或期待的那样对朝鲜采取实质性更加强硬的措施，只是环保部启动了应对辐射的应急预案，成立前沿应急指挥部。在语言上，如前文所分析的，也只是做“减法”，把“呼吁冷静、和平解决”之类的“软话”去除；却并没有做“加法”，即增加明显的“硬话”。甚至连“悍然”、“不许生事”之类的表述也没有被再次表述，故而有观察家据此认为北京政策在事实上有所后退。第二，变化的方向存在诸多可能。论者各执一端，也大体能够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同时找到一定事实依据。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黑箱”属性：其隐秘的内部决策机制与过程只有少数内部人士知晓，但他们对外界缄默；而外部的观察家则永远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依靠观察、比较“输入”（内政或国际环境的变化）与“输出”（具体对外政策的变化）来揣摩内情。
本文已经回答了核心问题：中国的对朝政策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并且从趋势上看可以判断，只要平壤仍然在核武化的道路上前行，在外交上“奋发有为”且意图重塑周边安全秩序的北京将很难再如从前一般对其默认、忍受，而很有可能积极、主动的采取行动。但具体行动的方向，目前尚不明朗。对此，我们虽无法打开黑箱，但可以通过检索学界（尤其是有政策背景的学者）的言论与争论来进行反推。反推虽不能精确预测某个具体的方案，但可以预估若干可能性较高的方案的边界与重点。这对于我们认识中朝关系的走向、东北亚格局的未来是有益的。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继续对此着重探讨。
（作者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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