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干些坏事，这使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感觉，成了旁观者。其实，这是最可耻的事。
台湾网友 曾建元
有些人可以相信许多事情，别人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而我，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对于别人说什么，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开始觉得自己很可耻，好像转变成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活在犹太人小区的边缘，我是异端，受到轻视和排斥，在人群中，我变得极为谦让有礼。
而在蒋介石、蒋经国的时代，我是一个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活在我们的小区里，我是正统，是神的子民，中国的血脉，流亡的贵族，虽然被许多本地人所嫉恨，但是我的心理自主而骄傲，在人群中，我可以直话直说，任意而为，就像1966年文革初期的红卫兵。
自从李登辉、陈水扁主政以后，他们以各式各样的办法打击我们、羞辱我们，以至于二十多年来，到现在，外省人普遍失去了认同、尊严和人格，像同性恋酒吧后面水沟里的耗子，比同性恋的处境还困难，勇敢的同性恋可以出柜，一只耗子能做什么？
那么，一个外省人，六十岁了，没有财产，不是什么委员，不是什么名嘴，他要怎么有意义地活下去？去大陆吗？当共产党太晚了；搞统一吗？根本没价值；在台湾搞台独吗？台语都不会讲，连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都读不下去，遑论去虚情假意地附和。
史明反对的就是我们这种外省人，正确地说外来政权，问题是我们从来不是什么政权的拥有者，我们这一代只是上一代曾经外来，我们不是政权，史明反对的是过去的化石，而我们确实已经沉积地像一堆废弃的石头了，或者，像泡在福尔马林玻璃瓶里的死耗子。
一些本土人士不断追索转型正义，他们现在有权力，他们是猫，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我们现在是耗子，是黑五类。可是他们今天会有权力，也是由于我们上一代带来的制度和在过去时代中大量的牺牲，这就不值得另类的转型正义？
外省人，六十岁，应该很可耻，他怕共产党，他怕民进党，他怕学运，他怕美国人。他想寻觅一个地方，如陶渊明之桃花源：“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找不到桃花源，只有继续讨好共产党、民进党、学运、美国人。
最主要的是我们没有权力，我们被鄙视、被忽视、被遗弃，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很晚才认识到：权力，是一切的根源。已经太迟了。
我刚才在厨房墙角打死了一只蟑螂，它张着两根须犹豫着往那里去，停顿的那，“啪”，就被我用拖鞋打死了，若它不犹豫，到处直窜，我还真不容易打到它。
我们已经过气，但是我们没有自觉。我的一个老朋友说，他缺乏勇气说出他认为有意义的事，因为目前当道的多是二、三十岁的网络世代人，我们没办法和他们竞争，和他们对话，我们看起来又老又笨又穷，望之不似人君，说起话来，罗里罗唆，不着重点，年轻人不愿意和我们搅和在一起。
我们就像我们以前看到的老荣民，他们怎么能那么样地活着？几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该死又一直不死的外省人。如果二、三十年前你去荣总候诊室，就会每天看到他们的群落，把看病当成娱乐。那时候，我才四十岁。
有一天，我在我们小区地下停车场的角落，发现用纸板隔间，住了一个广西籍的单身老荣民，那里的霉烂味足以使人致毒，他的浓厚广西腔绝大多数本地同胞听不懂。他一直认为当时英姿勃发的我是官校正期生，期待我领导大家回大陆。
那个老荣民当时七、八十岁了，后来他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我都没注意到，像一只老耗子死了，就是这样。我的愤慨，在于国民党的高层、核心，长期地恶待底层的兵士，从大陆时代就是这样，他们丢掉大陆，至今没有忏悔。
我们这一代人越来越老了，贺佛（Eric Hoffer）说：“我们一生中干了许多应受惩罚的事，该被吊死。”但是我们没死，继续活着，罪的压力渐渐回升，我们失去了快乐的感受。
除了耶稣，没有人可以（也没有人想）要拯救我们，问题是我们可能也不真实地相信上帝在天堂为我们留了一个位置（想象中，要几百几千亿年地在那里戴着翅膀欢呼上主，死的权利也没有，因为获得永生了；常常我不确定我真的需要永生，我真实需要的是永远的死亡，永远的安息。）
最主要的，是在我们活的时候，已经没有胆气干坏事了，比如说做官、竞选、组党、当名嘴、贪污、通奸、咒骂、说谎、瞪人、逃亡、开快车、骑重机、浪费金钱、用刀砍人、开枪恐吓、横行跋扈、快意恩仇等等，这使我们丧失了生活的感觉，我们的感官麻痹，心灵纤维化，我们早就没有梦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理想。
我们这么样地温和顺服，只为惧怕迫害。我们成了世界的旁观者，像一群待死不死已经去势的灵魂，披着黑袍站在路边观看过去我们上一代统治的众人游行。其实，这是最可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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