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唐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其父潘宜之是国民党官员，曾任武汉市市长，1939年出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时任部长是翁文灏，在工作中，不少中国早期地质工作者成为潘宜之的故交老友。因为这层关系，潘云唐与这些地质学家颇有交往，也因此投身于地质学史的研究中。
一次偶然的机会，现任职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青年学者黄超对其进行了一次访谈，在访谈中，潘云唐教授回顾了中国地质学的早期发展，讲述了葛利普、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几位对中国地质学颇具意义的地质学家的故事。
澎湃新闻：您在北大读的是地质学专业，怎么会与地质学史结缘，开始研究葛利普的？潘云唐：我在北大地质地理系读的是古生物地层学专业，研究方向是古无脊椎动物学中的古贝类学，具体地说，是研究软体动物中腹足动物（螺类）化石，专业与葛利普完全对口，因此就对他的生平业绩很感兴趣。
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搞地质学史这方面的研究，就是因为我跟一些老地质学家非常熟悉，这主要得缘于我的父亲。
我父亲叫潘宜之，他早年上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当过孙中山的侍从副官、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因为他与白崇禧是保定军校三期的同学、亲密战友，所以，最后投入以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集团，为其核心成员，属于第二层将领（陆军中将）。
澎湃新闻：从这些前辈地质学家那里，您听到了哪些故事，可以说说吗？
李春昱对他说：“葛利普先生您看不见我们，我是您的学生李春昱啊。我们接您到这里来好好休养，我们保留您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职务，并且补发这些年的工资。”
另一位地质学家高振西，1931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后来长期担任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就是研究员，解放后一直担任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总工程师。他也是和李春昱一起来接收，并照顾葛利普晚年生活的人。
高振西也曾对我说，那时候，每当有人来探望葛利普，他就很喜欢问：“Are you my student？（您是我的学生吗？）”因为他知道中国大多数搞地质学的人都是他在北大时候的学生。1955年首批中科院学部委员地学部有24位，其中一半是葛利普在北大的学生，不多不少12个，都能数得出来。1980年学部委员又补了一大批，地学部共有64位，其中葛利普的学生有16位，刚好是四分之一。
可惜，葛利普被接到地质研究所几个月后，也就是1946年的3月20日，他因患胃出血而逝世，终年76岁。
澎湃新闻：曾在研讨会上，听您谈到关于葛利普的相关事迹及其对中国贡献，借此机会是否能请您再更多地分享一下葛利普的学术人生。您如何评价葛利普？潘云唐：葛利普为中国科学事业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他在中国生活了26年，死在中国，葬在中国，为中国献出了整个后半生。
我说他是对中国地学教育与科研帮助最大的国际友人，不光是地学，就是在其他学科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至少我不知道。其它学科也有外国人来，但来几年就走了，长期待下去的没几个，死在中国的也没几个，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这么长，做出成绩这么大的，更是很少。
澎湃新闻：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葛利普是如何来到中国的？潘云唐：葛利普是美籍德裔的大科学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在骑墙观望，友德派与反德派争论激烈，葛发表了很多支持德国的言论。后来，美国加入英法俄一边，打败了德国。所以，大战刚刚结束，他就被哥伦比亚大学解聘了。教授当不成了，他是遭难了。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到了辛亥革命以后的国民政府时期，近现代科学事业才正式起步，急需要用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创始人丁文江出国考察世界形势，他听说葛利普的情况，就发出了诚挚的邀请。这对于穷愁潦倒、落魄失意的葛利普来说真好像是雪中送炭。虽然当时一些西方人看不起中国的贫穷落后，但是葛利普似乎觉得，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崇敬之处，特别是莽莽神州地质学、古生物学事业刚刚启动，是一片正待开垦的处女地，他正可以去大展宏图，为自己的事业别开新的生面。所以，他欣然应允，愉快胜任。
葛利普一来中国就同时担任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古生物学教授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研究室主任，双肩挑起了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重担。
你看这个人把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地质学搞起来了，而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搞地质学又是得天独厚的。葛利普在后半生找到这么一个用武之地，比他在美国强多了，如果留在美国，他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葛利普对中国有很深厚的感情，后来，他简直就希望加入中国籍，他把财产和图书都捐赠给了中国。
澎湃新闻：这么说来，葛利普的确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潘云唐：确实。还有一个要提的是，在极“左”思潮的时候，一些外国科学家，如李希霍芬，被说成是帝国主义分子，说他是为了侵略中国的资源而来。似乎，李希霍芬说，山西的煤炭够全世界用1000年，所以德国就抢租胶州湾，又修了胶济铁路，他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但是，李希霍芬是为中国做了好事的。
李希霍芬编写了五本关于中国的书，书名是“Das China”。他从中国采集的各种标本和材料，拿回欧洲进行研究。例如古生物化石，他找了古生物学家写文章，当时就发表了。对此翁文灏有个评价，他说李希霍芬在中国地质方面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早开始50年，他们的工作成果起码减少了我们十年的工作量。如果中国人自己重新开始去干，要走多久才能走出来。
中国地质事业开始于1912年，孙中山的临时政府设立了实业部，其中有地质科，当时章鸿钊是科长，但他是光杆司令。民国三年，北洋政府的工商部成立矿政司地质科，任命丁文江为科长。丁文江把章鸿钊又找了去，那时候翁文灏正好从比利时留学回来，他们三个人就开始干起来了。一开始，他们研究所采的化石，都送到国外去鉴定，因为中国没有人懂，但可想那得花多少本钱。
自从葛利普来了，中国开始培养自己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在北京大学，葛利普最早的学生是孙云铸，1920年毕业。葛利普刚来中国的那年，孙云铸就是他的助教，也可以认为是他的学生，后来葛利普又把孙云铸送到德国拿了博士学位。如果没有葛利普，中国的古生物学还不知道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
因为腿疾的原因，葛利普很少出野外，都是别人把材料送到他那儿，他很快就能够整理出报告来，当然给他看的是英文材料。1924年《中国地质学》第一卷出版，1928年第二卷出版，自此中国整个地层的框架就出来了。所以说，葛利普的贡献怎么说也不过分，他的墓就在现在北大西校门的右手边。
潘云唐：李四光出国留学的目的还是要为祖国服务，他一开始拿到的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硕士学位。那时，丁文江对李四光说，你回去吧，北京大学正在恢复地质系，重新办起来，很需要教师，你回去做教授吧，多好啊！李四光因此在1920年就回国了，丁文江马上向蔡元培校长传递信息，蔡校长就给李四光发了聘书。所以说，这是丁文江促成的。
另外，还有一位先生叫马廷英，他是东北人。因为东北过去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马廷英早年就在日本的东北帝国大学留学，这个学校在仙台，也是鲁迅念书的地方。马廷英在东北帝国大学的老师是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叫矢部长克。日本是个海洋国家，海洋地质学研究得很好，受其影响，马廷英也专长于这一领域，所以最早研究中国珊瑚礁的就是马廷英。他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
1935年，受丁文江的邀请，马廷英主持领导东沙群岛造礁珊瑚和珊瑚礁的调查研究，丁文江为他提供经费，让他到东沙、西沙、南沙群岛，去采集珊瑚礁化石，后来马廷英写了两部《中国古生物志》。丁文江去世后，马廷英在其书中也说了，是丁文江先生鼓励他回来为祖国服务，研究中国的珊瑚礁。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廷英毅然回国，当时日本宪兵追捕他，说他是科学间谍，带走了日本的科学秘密。他的老师矢部长克，人很正直，站出来保护他，说马廷英没有带走科学秘密，你们不能无理逮捕他。马廷英回国后，研究了很多地质科学方面的问题，也继续研究珊瑚礁。抗战胜利以后，台湾回归祖国，马廷英接管了台湾大学，就这样离开了大陆。后来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他也是台湾地质界的头面人物，曾任台湾大学地质系的系主任、台湾“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多次带队出席国际会议。马廷英是在台湾去世的。
从大陆去台湾的地质学家，还有一位叫阮维周，1935年从北大地质系毕业，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这个人从来不过问政治，蒋介石曾接见过他，让他加入国民党，他不加入，就搞科研，后来，美国航天员到月球采集回来的月岩标本他都研究过。他回大陆探亲过。1992年是中国地质学会70周年，他回来了，还到葛利普墓上去看过。
澎湃新闻：刚才您也提到了“章丁翁李”，能否简单评述一下这四位先生？潘云唐：我是这样来比较他们的。这四位当中，年岁最大的是章鸿钊，他比丁文江大10岁，比翁文灏和李四光大12岁，翁文灏与李四光同年，翁只比李大三个月，论资排辈，这四个人的顺序是“章丁翁李”。
章鸿钊资格最老。他早期学的是中国文史，这方面非常有根底，后来，他到日本留学，去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学地质时他30岁，毕业回国34岁。在国外留学经历最长的是李四光，他先后在两个国家留学，一个是日本的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一共4年，然后又到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念完了地质学的本科和硕士，加在一起大约有10年。但是这四人中学位最高的是翁文灏，他是博士学位，李四光是硕士学位，丁文江是地质学和动物学的双学士学位，章鸿钊是学士学位。丁文江的留学时间也挺长，他从中学念起，在日本待了2年，然后在英国待了7年，比起李四光，他在国外留学的时间短了一点。翁文灏在国外待了4年，但他拿的是博士学位。
丁文江的大学时期有位苏格兰籍教授格列高里(John W. Gregory)，他是一个探险型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很受这位老师的影响，所以，“章丁翁李”四个人中野外工作做得最多的要数丁文江，他最长一次在野外待了10个月，就是1914年2月间出去，12月才回来。
澎湃新闻：他那时候应该是在西南地区考察吧？潘云唐：主要是在云南，还有与贵州和四川接壤的地方，例如云南的个旧锡矿，还有滇东的一些地方。丁文江1911年刚回国时，他就在云贵高原徒步考察过。
丁文江家在江苏泰兴，海路回国本可以从上海下船，再坐轮船一天就到了，但他没有选择这样的路线。他在越南海防登岸，坐法国人的小火车到昆明，然后就从昆明骑马或者步行走过云贵高原，穿过贵州，然后到湖南，再坐小轮船到湘江，然后从汉口回家。他早年就有点实践经验，做过初步的考察，1914年主要在云南做考察，最长有10个月。他平生最后一次大考察，是带着黄汲清等几个人一起去的，也是大半年，大概是从1929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6-7月份。
丁文江一出野外就会待很长时间，其他几位就没出过多少野外。章鸿钊除了带学生出外实习，就基本没出过几次野外。李四光在北大教书时也带学生出去实习，顶多几个星期，也不是很长。翁文灏嘛，顶多有2-3个月，因此他们都没有丁文江实践工作做得多。丁文江是实践型和探险型的地质学家。
澎湃新闻：李四光和翁文灏又有哪些特点呢？潘云唐：这两位先生都是我的世交长辈，翁先生前面已经谈了，他跟我父亲共事过。李先生也是我父亲的老友，他们还是同乡。李先生是湖北黄冈人，我父亲是黄冈地区广济县人。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