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纪委官网重提习近平早在2014年的讲话内容，称要为执政党开一个权力清单。也就在此前后，陆媒纷纷发文讨论中共领导体制弊端。中国官方与媒体如此默契发声，直指中共领导体制弊端，当局为政治体制改革作铺垫信号显现。
所谓“体制改革”包含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主要内涵。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成果，经济体制改革成绩有目共睹。相比之下，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迟缓。中国政改和经改不同步的情况，导致中国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改革严重滞后。而当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不对等，也为政商勾结、官员腐败提供了温床。
2015年12月29日，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永忠在中共党报旗下人民论坛网发表名为《制度反腐，才是新常态》的文章指出，由于我们没有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缺乏监督的权力，面对转型期间越来越多的机会，不仅权力的含金量急剧增加，而且权力的任性也在膨胀。腐败也因此成为较普遍的现象。
面对这一现状，中共不仅需要经济新常态，还需要发展相应的政治新常态；而对应经济的新常态要调整经济体制结构，政治的新常态也要改革政治体制结构。李永忠认为，新常态，必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也就是要通过实现制度改革，去除当前中共政治制度的弊端。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发表一篇题为《从集体领导到双首长制》的博文。文章直指中共领导体制，称所谓的集体领导体制只是在缺乏权力外部制衡的情况下，用权力内部分散来实现权力制衡的一种安排。
很多事情在该名义下互相扯皮，效率低下。
文章提出，最有效的体制是委托代理关系明确前提下的首长负责制。比如，美国的总统是选民选出来的，要对选民负责，你可以自己组阁，但你得对你自己组的这个阁负责任。如果你组的阁不称职，你要做好下台的准备。
文章结论认为，如果不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将委托代理关系落到实处，仅仅通过行政体制框架内的集权或分权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其实中共高层也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实践。2015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以极为详细的形式规定了政党协商分为会议、约谈和书面三个形式，又分别针对这三种形式详细地确立了协商的程序，并且针对以上的形式和程序制定了多种机制的保障。《意见》规定不仅十分详细，且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中共推进以政治协商为特色的中式民主“来真的”了。
而政协改革可随算作是中共推进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兵和重要组成，分析以往高层的言论，整个政改大局的车轮在当局的稳扎稳打中，将逐渐推进发展。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习近平曾声称，以政协改革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制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在2014年庆祝中国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表示“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同时，习近平还表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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