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特协调下组建起的叙利亚反对派谈判代表团在当地时间1月29日当天宣布了抵制29日日内瓦和谈的决定，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没有接到邀请，而俄罗斯所支持的另两位反对派领导人宣布与库尔德人同进退的情况下，原定于29日的叙利亚国内和谈尽管没有正式宣布取消，但事实上已经无人可谈。
作为叙利亚政治过渡的第一步，这场叙利亚反对派与叙利亚政府代表之间的谈判的再次流产意味着整个和平方案都需要被打上更多问号，联合国决议中所规定的全国停火不得不随之延期，政治谈判能否最终落到实处也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至于本应z在六个月内实现的过渡政府和十八个月内举行的自由选举，就更加遥遥无期。
无法再搁置的争议
这种结果丝毫不令人意外，毕竟12月19日达成的安理会决议既不涉及阿萨德是否下台，也不涉及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名单，只试图再次以“搁置争议”的方式首先实现叙利亚反对派与阿萨德政府代表的直接谈判。这份决议完全是大国之间的妥协产物，俄罗斯要保住作为自己盟友的阿萨德，美国则要实现一个足够稳定且亲西方的叙利亚，阿萨德的去留以及反对派组织的性质因此而成为双方争执的关键问题，而安理会会议为了确保这份决议能够出炉，避免遭到双方任何一国的反对而刻意绕开了这两个问题。
这与此前的两次维也纳和谈的操作方式如出一辙，从2015年10月30日第一次维也纳和谈开始，三次就叙利亚问题举行的国际谈判就有着一以贯之的共同特征：第一，尽管每个人都在强调叙利亚的未来由叙利亚人决定，但叙利亚国内任何一方都没有被允许参与谈判；第二，每一次的谈判结果都可以用“继续搁置XXX等问题，但和谈取得积极进展”进行概括；第三，三次谈判获得的最具体和最有可实践性的成果是一样的：后续谈判将继续进行。
然而这一次，当谈判主体从地区大国变成了叙利亚国内各方势力，“搁置争议”的法宝失了灵，谈判日期从最初联合国决议中设定的“2016年1月初”，迁延至“可能1月中旬”，又从“1月中旬”延后到1月25日，再从25日拖到29日，而谈判方式也从“面对面谈判”变成了双方各居一个房间，由联合国派出的调停员居中传话，然而一次又一次的让步和妥协均未奏效，预期中的谈判始终没有到来。
致命的阻碍显而易见：对于叙利亚国内各方而言，这次谈判的确是谈无可谈。无论是“阿萨德是否下台”，还是“哪些反对派武装是恐怖组织”，都只有对于美俄才能够成立，而对于叙利亚国内交战各方而言，这从来不是一个需要或者能够进行探讨的问题——答案是明摆着的，阿萨德从来不认为自己需要下台，叙利亚任何一支反对派武装也都没打算承认自己是恐怖组织。而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又在很大程度上将意味着输家的彻底覆灭。当这种直接涉及生死存亡的问题变成了谈判桌上需要争取的筹码的时候，谈判如何还能进行下去？
目前谈判所面临的主要困难甚至不是如何克服困难达成共识，而是如何使得谈判回到真正的现实中来。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导致叙利亚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既不是美国是否要求阿萨德下台，也不是俄罗斯是否承认某个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合法性——在真正的矛盾压根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谈判的流产不过是时间问题。
叙利亚病在肌理
叙利亚乱局发展到今天，在ISIS横扫中东、俄罗斯强势介入、沙特与伊朗矛盾激化种种后续风波纷纷爆发以后，最初导致叙利亚内战爆发的原因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尽管2011年叙利亚爆发的抗议活动通常被归为“阿拉伯之春”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事实上，叙利亚的危机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埋下。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老阿萨德政变上台起，叙利亚是中东唯一一个执行了近五十年紧急状态的国家，宗教少数派执政以及阿萨德政府执行的宗教歧视乃至镇压政策极大地激化了叙利亚国内逊尼派教徒的极端倾向，也使得奉行原教旨的穆斯林兄弟会等势力在叙利亚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人口中迅速壮大，很快发展成政治威胁。
1980年以后，老阿萨德发动了针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军事镇压，但这些以“平叛”为名的军事行动最终却被证明是针对当地平民的血腥屠杀，仅1982年的哈马一地，政府军的焦土政策就至少造成了过万平民丧命。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叙利亚的外交和经济同时陷入困境，国内宗教冲突和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占人口压倒性多数的逊尼派民众与掌权的阿拉维派之间的仇恨逐渐失控。巴沙尔·阿萨德继位以后，这一切并未获得改观，相反日益出现恶化趋势，抗议爆发后阿萨德再次以屠杀回答了民众的反对声浪，其中甚至还有数起屠杀事件再次发生在哈马。
阿萨德直到今天仍未放弃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的做法，这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立场的不可调和，而叙利亚逊尼派民众中泛滥多年的极端原教旨主义思潮不仅让ISIS找到了土壤，同时也使得今天的叙利亚反对派组织不少与通常意义上的极端组织几乎没有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最应当提到谈判桌上来的问题本应是如何调解叙利亚国内民族和宗教矛盾，确保不发生新的宗教/种族仇杀，或者是以何种强有力的外力为约束，首先就停火进行谈判，而不是强迫经过筛选的叙利亚反对派与阿萨德坐到同一张桌子边。
将全国性停火绑定为双方和谈启动后的一个附属条款的做法显然本末倒置，首先强迫双方坐到一起摆出和谈姿态、再确定谈判基本主题的操作方式也实在匪夷所思，而追根究底，这种优先级的颠倒仍然只是因为对大国们而言，眼下谈判本身甚至比成果更有意义。
为了谈判而进行的谈判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结果，同样地，历史经验也已经表明，不允许直接当事人参加的和谈注定难以成功。从巴黎和会到慕尼黑协定，类似的将首要当事国排除在外的和谈非但无用，甚至还往往是危险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日内瓦和谈的难产或许并非一件坏事：叙利亚需要的不是大国们的面子工程，而是首先尽早地直面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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