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官方披露的种种迹象显示，在邓小平“钦封”毛泽东、邓小平本人以及江泽民三代“核心”二三十年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隔代”胡锦涛，正式接过“核心”的称谓，被党内各方政治力量所接受。这也宣布，经历3年重整中国政坛，习近平已基本平复胡温十年“九龙分治”的政局，完成了权力整合。
通过3年时间，习近平的“党核心”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而巧合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近邻越南共产党也在不久前完成了一次权力交接。在1月下旬召开的越共十二大上，向来以越共正统自居的北方派代表阮富仲成功“逼退”南方派阮晋勇“得胜还朝”。但在外界评价北方派获胜的同时，阮富仲恢复历史上黎笋的强势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四驾马车”并辔而行的局面将依然延续……
习近平致电阮富仲，曾称“中越政治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前途命运相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的确，越共推行的革新与中共的改革有着相当的相似之处。比如，改革均是从20世纪80年代推动，都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由农村家庭联产生包责任制破冰。而且，近年来，经济上传统的粗放经济模式已然难以为继，政治上一党专政所面临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压力越发显现……
如果说上述挑战仅仅是外部不利因素的话，那么就像当年苏共覆灭的教训——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则是腹心之患了。20世纪90年代政治强人邓小平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后，继任的江泽民由于得到邓小平的“加冕”而迅速掌控了党政军权力，即便面临党内改革派的“平衡”力量。然而，时间进入2002年，当时的十五大确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领导集体，政治局常委人数却由7变9——胡锦涛非但未能加冕“核心”，而且党政军权力被大大分解，以至于政法系统自立“独立王国”，军权则可说被“完全架空”……
至于越共，几乎从未形成“核心”的概念。普遍认为，越共历史上唯一被认为强势的总书记是在1976年当选的黎笋。而他之所以强势，是因为其身后的南部派系当时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是，鉴于越共历史传统，尤其是南北统一之后党内南北方派系之争从未停止，一个集权式人物的产生变得极其困难。
越共九大提出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紧密相结合的工作制度，对各项重大主张、干部任免、重大工程项目的开展等事项，都必须通过集体讨论决定，各项决议必须得到多数赞成才能通过，个人不得擅自拍板。由此，越共总书记与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分掌国家权力，形成“四驾马车”互相制衡的局面。原越共总书记农德孟曾自嘲“自己并不比其他人‘高半头’，顶多高出一根头发而已。”
此次连任越共总书记的阮富仲在1月28日曾说“越南不像一些‘民主国家’，越共‘永远不会出现专制’。越南共产党坚持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并问责的原则，这就确保了不会出现专制。有些国家，点它们的名不太合适，打着民主的旗号，但所有决定都由一个人说了算。所以谁更民主呢？
”阮富仲重申集体领导，看似回应外部颜色革命挑战，但也强调“一个没有纪律的国家是混乱和不稳定的……”，只是他没有明确谁负责制定并执行这些纪律，但是显然与中共的“表述”相当接近了。
阮富仲继续稳坐总书记之位，被认为仍将延续政治亲华、军事亲美的“扭曲”路线，既无法弥合南北方派的分裂；也恐怕在解决内部经济发展困境中与南方派达成有效的攻势。这恐怕正是越共近年政经停滞甚至误入歧途欲罢不能的真正原因。有越南民众曾向美联社称：“我希望政治局的新人能够推行改革，推动国家向前发展，但我们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做到。他们还要解决腐败问题，否则民众将受伤最深。”显然，越共同样到了一个抉择的历史窗口期。有评论甚至称，阮富仲之于集权，非不欲而实则不能，其在十八大后访华便难说没有此类意图。
其实，“核心”并非各方妥协或者说容忍接受的角色，而是的确可以在危机来临之时，“不计个人毁誉”当真以集权的强势调动应予调动的力量，“突围”困境。
习近平从“弱主”胡锦涛手中接棒党政军大权后，频繁以“小组治国”形式集权，一度被外界不理解甚至视之为大搞个人威权，不过随后其反腐整党反证了集权之必要性。3年间，陈年痼疾被触动病灶，不公利益被改写规则，非猛药恐怕无任何机会搅动一潭死水，更勿论面对既得利益体的反击和搅局。
也就是说，集权自有其背景，“核心”之形成也自有因由，集权和“核心”之形成并非目的，也要警惕滑入唯权力论。正当外界争论“习核心”之形成时，港媒评论习近平前5年（第一任期）不断集权，而第二个5年恐怕将“分权”激发常委活力。在此不做预判，不过毫无疑问，中国反腐远未终结（金融黑幕才只是冰山一角），而经济困境重重非中央下重手恐怕短期内也难以激活，“核心”的存在显然不可或缺。习近平为此而消灭党内派系斗争和山头主义，重新厘定政治规矩，回归所谓的“原教旨”，未知对表面民主、“内斗不止”的越共有无参照意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