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称，郑永年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缺少想象力和批判精神的说法并不准确。假如中国政府能够为知识分子提供有效的谏言机制，那么知识分子必会为国家改革提供建设性意见。
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外交学者》在2月1日一篇题为《中国的深层分化：知识分子如何拉近与国家距离》的文章中指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知识匮乏”的年代，他认为，中国缺少实用性和创新性的知识探索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少批判精神和想象力。
郑永年的观点在微信上受到大陆网友的抨击，称郑的言论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非常不公。因受到多种限制因素的影响，许多教授和学者要毫无顾忌地发表个人看法并非易事，而即便他们做到了，决策者也不一定会接受他们的理念。
文章称，所有的外交政策本质上讲都是有争议的。比如，目前中国外交最热门的“一带一路”计划就在学术界中广受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杰出的构想，可以在地缘战略上帮助中国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一个高层决定，缺少科学依据。还有一部分研究机构追赶着“一带一路”的浪潮，希望从中分一杯羹。由此看来，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少想象力和批判精神，而是他们的建议很难被决策者采纳。
郑永年还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极端化现象严重，要么只看到政府工作的短处，要么对问题只字不提而一味地唱赞歌。无论是批判型还是赞扬型都不够客观，而介于两者中间的既看到政府不足还提供建设性意见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这种现象令人担忧。
文章分析，自古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就很难处理。知识分子两极化的原因之一可归结为众多社会因素导致知识分子遇到挫折感到失望；而原因之二则是中国缺少恰当有效的机制供知识分子为国家政策提建议。
文章结尾称，知识分子以何种方式加入到国家改革浪潮中将对改革能否成功产生关键影响。政府必须为知识分子谏言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有效的机制。有了展示的平台，中国的知识分子必然可以为政府提供创新有效且兼具批判精神的意见。如此一来，郑永年的文章也可称为中国改革出一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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