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和袁世凯进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会面，，孙中山对袁氏坦言不会再考虑竞选 总统了，“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至于自己，则要集中精 力，实现“在中国建廿万里铁路”的理想。孙中山表示愿十年之内修筑铁路廿万里，并请袁氏也于同期内 训练精兵百万时，袁世凯的回答是耐人寻味的，他微笑着说：“办铁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练成精 兵百万，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孙中山规划的铁路网
之后，袁世凯请孙氏出任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铁路公司总经理，授予筹划全国铁路事宜全权，年俸三万大 洋，并将他当年为慈禧太后特制豪华花车，拨付孙总经理作“巡视全国铁路路政公务车”，饬令凡孙中山 所到之处，各地方官员须“盛情款待”。十一日，黄兴也获委任“汉粤川铁路督办”之职。
革命因“保路运动”而起，而保路又因盛宣怀的铁路大借款引发，在经济民族主义依旧盛行、各方人士提 及借债即谈虎色变的情况下，孙中山提出修建铁路乃民国当务之急、举借外债更不应因噎废食，这无疑需 要极大的勇气。而孙中山对铁路的兴趣与计划也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
孙中山早年在美国生活之所见，尤其是改变美国国运的太平洋铁路的通车，在其内心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因此兴建铁路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孙中山说：“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 ”，在后来的《三民主义》的讲话中，孙中山提出“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 实业。振兴实业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业，像铁路、运河都要兴大规模的建筑”，而且“如果中国十 八行省和新疆、满洲、青海、西藏、内外蒙古都修筑了铁路，到处联络起了，中国粮食便可以四处交通， 各处的人民便有便宜饭吃，所以铁路也是解决吃饭问题的一个好方法。”
更重要的是军事和国防的需求，不管孙中山是否认识到了铁路对于国防的重要性，他仅仅从民生的角度， 就指出“目前关系吾国前途之最大者，莫如铁路之建筑”、“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急务，民国之生 死存亡系于此举。”
为此，孙中山首先规划了三大铁路干线，其一由广州经广西、云南、四川进入西藏，绕到天山之南；其二 由上海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到伊犁；其三由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到达乌 梁海。按孙中山的估计，在之后的10年内修建这20万里的铁路，大概需要60亿元资本。
然而这计划因太过空想，被《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讽刺为“孙逸仙之梦”。
端纳在拜访孙中山时看到了一副包含西疆西藏以及外蒙的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而孙中山“手持毛笔和一块墨，不时随心所欲的在各省和各属地的位置上画满了许多线路。他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越崇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绕来 绕去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到达蒙古。他的另一条干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再到拉萨。他还有一条 线路是从戈壁沙漠的边缘进入蒙古。其他几条线路是通向北方、西北和东北的，各省都有很多支线”。
端纳对这张图目瞪口呆，他在给莫理循的信中毫不留情的嘲讽孙中山“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对他自己目前所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将这幅地图称为“一幅怪诞的中国之谜”。端纳所言不无道理，孙中山所画的线路太过不切实际，例如无视实际需求、无视西部地区的地形限制、不分主干线、莫名其妙的绕渤海湾一圈，以及重要线路不在其中。当然，这只是他匆匆画就，不能苛求。
然而在得到袁世凯的授权后，孙中山走了不少地方实地考察过，却依旧保持这个想法未变。发展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商事业，发展教育，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确实极为重要。不过这些有个大前提，就是有稳定的政局以及大量的金钱做支持。
民国政府初成立时谈不上稳定，至于财政，各省趁着“财政独立”的机会停止向中央纳税。袁世凯政府可谓一穷二白，基建无论多重要，都无法继续下去。也许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求助于列强出资，但孙中山提出不出卖主权，用经营权换投资的条件。
可以说，孙中山愿望是好的，只是无法操作。像这种脱离实际的规划，不仅仅是铁路。多年以后，张謇在纪念孙中山去世的演说中说，孙中山“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但他对那次的长谈似乎印象颇深刻，因而又说，“与孙中山谈政治，知其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习俗政教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即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因日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会贯通”。这无疑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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