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对立 香港可以去到几尽？

香港大学硕士生杨政贤经历了一场纠纷，哭湿一包纸巾，撰了一篇文，所谓何事？在学校的小食店，本是陌生人的港人痛骂大陆生，理由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插队、或者是肢体冲撞而是因为大陆学生来香港挤占了港生名额；因为大陆学生是“侵略者”，没有在港纳税却可以在港读书。被骂的大陆学生呢，是否又会标签化香港人，加入国家及民族主义的狂潮？

一场学生之间的争吵，牵扯出来的是陆港关系的紧张、港人中日益弥漫的紧张对立情绪，而香港这座城市就是在这种对立和仇恨中沉迷争执。

排斥与对立在香港并不鲜见。带小孩的妇人拉着行李箱，就被认定成水货客，遭年轻人围骂；球赛中嘘国歌，一场体育竞技演化为政治秀；在商场购物，原本热情的服务生听到普通话就转变态度。

杨政贤悲伤落泪：“因为不知不觉间，我城已经充满那么多仇恨和冲突。”而这冲突、这仇恨绝不是一天养成的，没有人是天生的反对派。香港人从勤勤恳恳的“经济动物”变成今天的“政治动物”，其中难道没有原因？

导演王晶宣扬自己的成功史是二十几岁买楼，陈百祥认为学生只会作乱不好好读书，李国章说罢课学生应该直接退学。这就是香港的世代之争，较年长的一辈占据大量资源，而年轻一代面对的是就业难、住房难，也面临着老年之后可能陷入的贫困。年轻一代生活在困惑之中，他们面临的处境越加艰难，对改变的诉求就越大。

而政府呢？不提倡全民退休保障，理由是财政无力负担，一面却在争取高铁追加拨款的提案通过。因为水货客涌来，周六日挤上巴士很难、商场里适应本地需求的产品越来越少，政府就是不解决。港大校委会任命闹到学生围堵，因为之前的反对没有效果，因为特首任命有理。特首最后年度的施政报告大谈跟紧国家政策，却没有捍卫港人利益。

当政府不能回应民众的需求甚至在刻意挑起纷争的时候，人们的愤怒就会通过民间渠道宣泄。他们的靶子就是大陆，因为大陆人来了，所以资源被挤占、政府变得低效。

港人这许多年来，听到最多的是阴谋论，而失去最多的是信任。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阐述的“特首超然论”让港人瞠目结舌；铜锣湾书店的连环失踪使港人觉得一国两制被破坏，人身安全难保障。港人面对庞大国家机器时开始恐慌，因为对政府不满，所以担心法律政治化；因为对陆港关系担忧，所以对“一国两制”不自信，而“大陆化”就被视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港人对立情绪日益加重时，大陆却有人说：“谁在乎呢？”去购物是为香港经济做贡献，大陆为香港送水送电，学生天天闹事，如此评价者大有人在，都是恩主心态。可是，开放市场下，没有所谓的施舍方，没有事情是完全正面的，到香港购物也是。然而，双方都在相互贴标签，而不是尝试理解和体谅，也就否定了沟通的可能。

杨政贤问：“仇恨对方，是能令情况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各自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保有起码的尊重和宽容是陆港双方都应该有的心态。理解和沟通才是消除刻板印象的最好方法，才能商讨出互惠互利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