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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坛的大变与海外民运的不变

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政评纷纷指出,台湾在变,民心思变!这次台湾政坛大选创造了“三重变”的历史:在执政资格、在立法委员会、在国家首脑的性别上,都突破了陈年累月的稳定状态,呈现为“变”的态势。当然,这些“变”到底能带来怎样的新气象、新景观?世人还有待于长期的观察。

多少年来,国民党在台湾岛上一党独大,大权统揽,由此积聚起巨大的党产及相关私用资源。若按历史的惯性,国民党似乎还是有相当的机会继续坐稳老大,可是今天的台湾已不同以往,在台湾人民看来,一个亘古不变的执政格局是不符合民主政治的理念,因此,在新一轮民主程序中,一个惯常的政坛逻辑就这样被解构了。

变化不居,应该属于一切生命形式的常态。凡一切具有进步蕴含、演化意义的形态都应该是开放的、动态的、不断否定、新陈代谢的,这亦符合辩证法的精髓;反之,恒定、僵死、冥顽不化、墓气沉沉,则悖理了生命演化通则。

民主政治就是要由法定的竞选机制经过有差额的票数竞争来决出胜负,这样的程序是由大众层面上的无数公众来执行,权力不再由少数人所垄断,必然会导致掌权人的频繁变易,使得有资格当任的各路官员、各派政治势力成为走马灯似的轮换转。可以说,权力变易就是民主政治成熟的标志。

可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海外中国的民主运动之上时,却发现,这里所呈现的却是一派沉寂的景观!

何谓之沉寂?答曰:天不变,道亦不变!

去年,有来自台湾地区的年轻人组成的多拨政治团体到美国纽约地区造访,他们接触到了几批宣称是“海外中国民主政治运动团体”的人士,令台湾来访的年轻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民运圈子”里,一些抛头露面的全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不仅挂帅人士,连热衷参与者大都是年岁花甲的老者,这么说当然需要排除那些在美国街头上激情四射又吐沫横飞地高喊口号的“办身份”者,以免张冠李戴、鱼目混珠;反观今天的台湾政治舞台,年轻一代活跃异常,君不见野草莓运动,九合一选举,太阳花学运,反服贸抗争,都是年轻人唱主角。南橘北枳,反差鲜明!

老人挂帅的政治面貌表明了不变的态势和格局,唯有“老”才是资本、资格、资历、资质,倚老卖老,唯老是尊。“老”,被认为就可以独享荣耀,可以去独揽大权,却与为政者的政治能力、精力、德性、品质无甚关系。

挂帅人物既然是老者,随时间流逝老者必然要益发人老珠黄,老树枯柴,需要更迭,但此时已是行将就木,入土为安,而不得已为之,有些稍有良知者,则在年迈力衰之际而退居二线,然而能接替上任的依旧还是老者,因为“资本、资格、资历、资质”,硬性指标明摆着。可想而知,这与封建皇朝在万岁爷驾崩时立嫡长子即位,以及中共的接班人制度,有多大的区别?

显然,更迭权力以年龄过老为限度,以硬性指标为准则,以论资排辈为秩序,是典型的“维稳、和谐”之举,“党性原则”之措,却不是民主政治的体现。

作为一个对比,遥想当年,温斯顿・丘吉尔于大英帝国的危难之际出任首相,在二战中功绩显赫,可谓彪炳青史,可是一挨到战争结束,英国人民就认为丘吉尔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资历不能算数!该出局政坛了,这就是民主政治成熟的标志。

称为传统美德的“尊老、爱老”,是小农社会里经验论习俗的偏重。李泽厚论道: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发达,而缺乏超验性和纯粹理性。中国人普遍认为,凡做事情都需要在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去“混”,只要多多“混混”就会获取丰富的社会经验,就会出名堂,混出了名堂就算是条“好汉”。譬如,对于社会性事务的认识就是如此,而不需要静下心来独自从书本上理论上去进行探索和研究,那是书呆子搞的事情。中共搞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认为只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就行,搞民运似乎也该是如此,那些在民运界里得以挂上“帅”的老家伙,就是多年来靠“混”而出人头地的。

对于经验维度的特别注重,就是“老”的价值观的着重体现,因为经验的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历程,但对于创新、改革却大大漠视了,所以世人难以看到中国在政治上有新的气象。对于当今海外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老的经验的积累恰恰是大大有害于民主政治的实质的,因为所赖以积累起来的东西几乎都是中国传统的腐朽没落的封建价值观意识。

老人挂帅的现象,更真实反映的是“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井然深严的等级制度,以及关系和血缘混杂于一体的凝固物:家国同构,因而更改起来尤其难。换言之,民主是难以达成的,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在西方世界里高喊“民主”口号的大陆人流亡社团内部,无不如此。民主政治实现的一个基本期待是:人与人之间在人格尊严和权力义务上的平等相处。

换一个角度,老人挂帅就是大佬政治,大佬们能够独享民运团体内的各种权力,而不受约束的权力的运作势必要回绕大佬们自己的利益在谋划。质言之,“大佬政治”就是中国式官本位意识的反映,而真正的民主政治则是权力来自于民,用之于民。惜乎,在今天的海外民运圈子里,尚无人在着手进行实质性的民主选举、实施、监察、弹劾程序的建设。

大佬政治也就是中国“圈子文化”的反映。建立“圈子”的出发点是自我主义(Egoism),而建立民主政治所需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出发点不同导致决然不同的归宿。“圈子”是一种建立私询关系网络的编织,譬如编织“民主墙”、“八九民运”有关的,或以某个大佬为核心的关系网络等等,一个个的关系网络形成了如同费孝通所说的“差序结构”,利益的格局和分配权利义务比率的关系也各有不同。

编织圈子网是需要花费长时间的,同样,破解圈子也是需要花费长时间的,已经获取高位权力并且得益的人士当然不愿意去变动,最为重要的是,下层人士也并无多少正义感、自由感和平等感,有意愿要去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反而显示出一个“忍”字当头(就如某个“轮子功夫”所喧嚷的核心价值观那样)。于是各级的权力位置都呈现黏滞,而不是变换。至于作为民主政治实质的有差额的竞选就根本无从谈起,只得大大靠边站,有谁谈论定会当做书呆子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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