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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清:民进党执政与台湾的新政治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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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中,蔡英文大胜朱立伦308万票,得票率达到56%,而且民进党也赢得68席“立法委员”,成为台湾第一大党。这一幕如同重演八年前马英九和国民党的胜选:2008年,马英九得票率高达58%,国民党赢得了77席“立委”席次。虽然本次选举的投票率只有66%,为台湾地区自有领导人直选以来最低,但也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的民心思变动向。从2008年到2016年,台湾社会心态的变动通过选票机制体现为政党轮替与政治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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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的当选是机遇也是挑战

国际选举政治研究中有一个假说:在阶层分化明显的社会,一人一票的直选制度使得占多数的下层阶层的选民易于寄全部希望于新的政治领导人;而一旦结构化的经济社会问题短期内难以化解时,则社会潮流往往会大幅转向,换党换人遂成为常态。这种社会心态的钟摆式变动及其促成的政治周期理论假说,在今天的台湾成为了现实,不过未必是一件好事。

一、台湾的结构性经济社会问题与政治周期

今天,从中国大陆隔海望去,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已成“中等强国”第一旗手,一时引领风骚。新加坡的超级自由港地位坚固,经济表现仍然出色。只有台湾和香港,过度的政治化冲击了经济增长绩效,“黄金年代”一去不返,“台湾经验”恍如昨日黄花。

台湾经济历经四十年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后,自1990年代末期至今陷入了一个明显的波动期(而非简单的停滞或者下滑):经济短期增长之后往往就是快速下滑,此后由于官方政策的刺激得以复苏,但又反复变动。这与台湾自19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自由化、民营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紧密相关。这是浅碟型开放经济体受快速变动的全球经济形势冲击的结果。要不是近年来不断壮大的两岸经贸联系为台湾注入巨额入差的话,台湾很难会有多次短暂的复苏。

经济波动扩大了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近年来,不管按十等分还是五等分,台湾家庭的最高所得组与最低所得组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台湾在工业化时期没有阶级固化的弊病,但是随着二十多年来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内部生产率差异的扩大,阶级意识逐渐抬头。在经济波动的年代,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台湾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发展成高收入群体,另一部分则掉到工农阶级和弱势群体的队伍里。这种社会分化说明:近年来台湾流行的阶级话语体系,是阶级分化和政党竞争下被建构的产物。从“反马”与“恐中”情绪在阶级话语中的发酵可以看出,台湾的内部公共政策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都被卷入这个建构过程之中。

与此同时,政治民主化对行政体系和文官群体产生冲击,发展型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受到很大的削弱。这些问题使得台湾官方的公共政策实际上难以在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之间取得平衡,当政者不得不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如果加上领导能力不足的问题,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和民心思变的局面就会加速到来。普通民众容易轻信政治人物的许诺而倾情投票;一旦发现“跳票”又不分主观客观,弃之如敝履。这就是台湾政治周期命题的体现。

在经济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年代,普通民众对政治领导精英的要求变得极高。马英九除了领导力薄弱的问题之外,在证所税、油电涨价、军公教优待、基层权益保障等内政问题上一再失策,造成执政公信力的严重下滑。同时,由马英九和王金平的政争引发的执政精英矛盾造成党内不安。而此后国民党中央的“换柱”行为,以及不分区“立委”名单对派系因素和个人私利的考虑等问题,不仅让国民党普通党员灰心丧志,也让中间选民失望透顶。可以说,在结构化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影响下,执政能力和政党内斗加速了国民党组织的衰败和最终下台。

二、结构性问题对民进党的挑战

台湾政治的钟摆经过八年周期摆动,虽然背景图由“蓝天”换成了“绿地”,但是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趋严重。蔡英文和民进党今日的胜选,说明台湾选民寄予其极大希望。不过,蔡英文本人过去的资历并没有证明她有杰出的领导能力和重要政绩,民进党在过去八年间给人的深刻印象就是反对和抗议,对台湾政治进步乏善可陈。现在,蔡英文和民进党不得不承受国民党执政八年所留下的经济社会低迷局面,压力极大,可以说一开始就深陷结构性的困境之中。

首先,在大陆连续发出坚持“九二共识”的强音之后,在两岸关系上如何“维持现状”就成为蔡英文的沉重包袱。“九二共识”的内核意涵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而从过去的表现来看,民进党和蔡英文本人的国家认同观与此有着极大的差距。如果不认同“九二共识”的内核意涵,八年来两岸经济社会文教交流合作的良好局面就没有政治基础,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就讲成为骗选票的政治谎言。蔡英文在选举期间以“维持(两岸关系)现状”、遵循“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承受“两岸交流既有成果”、依据“民主原则和普遍民意”等论述来回应各方质疑,对两岸关系议题采取了回避和淡化的策略。同时,由于大陆的克制,台湾民众也没有真切感受到两岸关系的危机。因此,两岸议题并没有成为此次台湾选战的主轴。不过,蔡英文当选后,那些抽象浮泛的论述已不足以应对具体而迫切的两岸事务,两岸都在注视她对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的态度以及政策主张。可以说,大陆与民进党在两岸关系的本质问题上的认知落差,造就了蔡英文执政的第一个困境。这种不确定的两岸关系,与八年前马英九当选的情形相比有明显的差别。

其次,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和台湾经济波动的小环境,给民进党执政带来了巨大的障碍。目前,美欧市场大幅萎缩,台湾的外向型经济正因失去国际市场而萎缩。剧烈的经济波动导致台湾很多企业的经营陷入左右为难境地,由于对下一年度缺乏稳定、可靠的增长预期,很多企业在投资、薪酬、研发等方面都无法做出可持续安排。因此,就业不稳、薪资停滞、发展空间压缩等问题接踵而至。而且,今后几年,台湾将进入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时期,大学倒闭、经济动力匮乏等后果将会浮现。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微观的企业经营和就业问题只会恶化,不会好转,而蔡英文一再描绘的美好的经济创新图景只会成为泡影。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两岸紧密的经贸关系如果因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政治主张而得不到维系和发展的话,那么台湾经济发展将失去可靠的动力来源。十多年来,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保持在60%以上。而且,根据我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最新实证研究,台湾对大陆投资对其GDP增长的拉动率是贡献最大的,其次是对大陆的出口(参见蔡世峰、郑振清:《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之实证分析》,《台湾研究》,2016年第2期)。

再次,亚太贸易自由化浪潮汹涌澎湃,对台湾构成严峻挑战。韩国、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与台湾的出口商品同质化极高,中国-东盟FTA和中国-韩国FTA生效后,对台湾出口大陆构成直接挑战,将使台湾经济状况雪上加霜。2010年,中国-东盟FTA的签署迫使马英九当局加快与大陆签订ECFA,2013年以来中韩FTA的谈判进程使得马英九当局再次感受到压力,因此两岸签订服贸协议。不过,由于“太阳花学运”的冲击,两岸服贸被搁置起来,货贸协议的谈判也受到影响。如此一来,台湾错失了巨大的机遇,目前中韩FTA已经生效,中澳FTA已经签署,台湾商品在大陆的竞争优势一再流失。今后,如果两岸关系处理不好,台湾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空间只会缩小,不会扩大。更不用说,如果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下,由于政治原因而失去大陆广阔的市场,对台湾对外贸易更是“自杀性”的冲击。

此外,台湾民主化二十多年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行政精英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凋零。民进党在野期间,虽然借由在地方县市的执政培养了一些从政人才,但是国际视野和政绩始终存在问题。而且,在政党恶斗的背景下,很多从政人士把主要心思耗费在政治竞争上,而非经济实务上。

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政治浮沉是台湾经济社会变迁之下一个政治周期的结束。现在,蔡英文和民进党面临新的政治周期,美好理念还未得到检验,新的挑战就已经浮现:更有挑战性的两岸关系,更加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更加严峻的经济发展问题,更加脆弱的社会心态,以及不可预测的政治领导力。在这个新的政治周期里,台湾民众会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审视施政效果。

三、对两岸关系的启示

台湾政治周期的命题和民进党执政的挑战性问题,给大陆对台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两岸关系发展发出新的启示。

一是对今后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必须政治压力与经济引力两手并用。政治压力是指必须坚持用一中原则为标准来评估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及相关举措,包括其涉外事务。经济引力是指继续发挥大陆庞大的生产基地和市场的优势,突出新兴产业、互联网和科技前沿的新优势,吸引台湾经济要素更多更深地融入大陆经济发展之中。这两手不可偏废,否则会因丧失原则或缺乏引力而失去对台工作的主动性和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二是对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问题应强调两岸协商在前的原则。自加入WTO以来,两岸在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合作上保持先沟通、协商后选择参与模式的惯例,这符合两岸同属一中的原则,也照顾到台湾的实际需求。这种做法应得到坚守。目前,民进党精英意欲推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TPP),靠拢美、日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是众所皆知的。对于台湾以恰当身份加入区域或全球经济合作体系的问题,两岸协商在前和政经分离是基本要求。同时,台湾与各国的非官方交往应严格从属于中国与各国的双边关系框架之中,对中美、中日关系来说这一点应予强调。

三是善于利用亚太、亚欧、新兴市场国家等国际经济合作新倡议、新平台、新机制引导台湾发展路径,影响台湾民心走向。十八大以来,中国大陆的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亚太自贸区(FTAAP)”、“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台湾参与这些倡议和平台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工商企业对这些机遇尤为热衷,拥有期待。对此,大陆应考虑把台湾工商界和台湾政党政治适当分离,通过促进两岸工商企业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平台、新脉动,有所作为地引导台湾社会和市场更好地融入大中国经济体系,获得更大的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四是对两岸新世代民意的脉动和特点要及时把握,促进两岸青年在现实场合和网络虚拟世界的友好交流,注意及时疏导两岸青年民意在政治问题上的碰撞和矛盾。近年来,台湾新世代已经成为影响台湾政局的新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国家认同、政治认知和价值观、世界观等深受过去台湾教育和知识体系的影响,要求他们短期内缩短与大陆青年一代的认知认同差距是不现实的。同样,大陆青年世代对两岸关系的历史背景和曲折进程也往往缺乏足够的了解,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容易爆发出极端的民意浪潮。这些问题对对台工作和政策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大陆官方应借此机会进一步了解两岸青年心声和网络民意的特点,有关的工作应涵盖各个部门(包括对台、宣传、互联网管理、高校、共青团等),重在疏导而非压制,重在沟通而非排斥,重在现实影响而非简单说教,同时尽快建立两岸民意的应急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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