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家庭白酒消费显著下降，过去3年间，每百户居民就有4户不再购买白酒。有些人开始担心，未来的中国还会有人喝白酒吗？
中国白酒消费逐渐减少
2015年凯度消费者指数显示，比销量更惨的是产能，“国酒”茅台的产地贵州仁怀已有近70%白酒企业停产。
中国白酒的主力消费者是什么人群？
从中国最近20年来白酒销量的变化曲线就可看出端倪。1997 年、2002 年、2012 年都是白酒消费量突然剧烈下行的拐点年份，它们都对应着最高权力的交接后的反腐整风，通常白酒销量在经历三年剧烈下行后，重新走高。其周期性震荡强度，大约只有A股可以与之相比。
虽然2015年中国白酒市场出现复苏迹象，但复苏的只是高端白酒，而且基本靠的是降价。在中国，没有任何商品与公务消费的关联度像白酒一样高。虽然喜欢每天小酌一杯白酒的人并不鲜见，但公务消费是支撑白酒消费的绝对主力。它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天生不善饮酒的中国人为何却偏爱烈酒。
中国的酒文化
中国酒文化历经数千载而不衰。原因何在？因早有以酒代“久”、“有”、“寿”之内涵，不论是喜庆筵席、亲朋往来，还是逢年过节、日常家宴，人们都要举杯畅饮，以增添一些喜庆气氛。同时由于酒有一种微妙的“神奇”作用，故千百年来，人们喜欢以酒祭祖、以酒提神、以酒助胆、以酒御寒……
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饮酒方式亦显多样多彩。如先秦之饮尚阳刚、尚力量;魏晋之饮尚放纵、尚狂放;唐代之饮多发奋向上的恢宏气度;宋代之饮多省悟人生的淡淡伤感……那时的酒多以黄米发酵而成，含酒精量较少，香味绵长，不少人一回可喝几碗甚至几十碗，以显其潇洒与海量，留下颇多趣闻。
“西晋七贤”之一的刘伶，以酒会友、嗜酒如命，有民谚云：“刘伶饮酒，一死（醉）三年。”唐代书法家张旭，“往往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今苏州张旭祠中的一副楹联“书道入神明，酒狂称草圣”，即是对他的赞颂。历朝历代以酒咏物、以酒抒怀的诗词歌赋，民谚俚语难以数计。妙趣横生的酒联，能令人回味无穷：“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地，游鱼得味成龙”、“三杯竹叶穿心过，一朵桃花上脸来”、“四座了无尘事在，八方都为酒人开”、“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一川风月留酣饮，万里山河尽浩歌”，可谓天花乱坠，美上加美。
敬酒时，人们崇尚千古流传的“酒不满不成敬，茶不浅不知训”这一名言。古人还讲究把酒烫热了再饮，说“凉酒入肠，令人必伤。”《三国演义》中的“温酒斩华雄”、“曹操煮酒论英雄”，即是喝热酒的两个有力的佐证。
从基因上说，中国人天生不善于饮酒
一个人酒量大小，取决于酒精的代谢能力，酒精摄入人体后，在肝脏内先由乙醇脱氢酶（ADH1B）将酒精分解为乙醛，又在乙醛脱氢酶（ALDH2）作用下转化为乙酸，乙酸再进一步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
而东亚人祖先的基因变异使得代谢乙醇的能力提高了100倍，而部分人分解乙醛为乙酸的基因发生的突变，令分解乙醛的醛脱氢的活性比正常基因要低100多倍，体内积累的乙醛无法分解。乙醛大量集聚，使面部毛细血管扩张，充血，因为常见于东亚人故称为“亚洲红”。
东亚人大约有36%的人属于一沾酒就脸红的“亚洲红”。在地域分布上，中国南方“亚洲红”的比例略高于北方。
北方人更爱喝烈酒是因为基因的原因吗？不是，以今天中国人的酒精消费量之低，还根本轮不到拼基因的程度。世界酒精消耗量前30基本都是天生善饮的欧美国家，但韩国却能排到第20位，而中国即使以白酒销售高峰的2010年的数字，人均6.7升的酒精消费量也只排到第87位，低于日本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但却高于巴基斯坦。
白酒与洋酒的博弈
从数据看，据 2013 年《中国酒类行业流通发展报告》，当年中国酒类进口总额为 284,089.5 万美元，同比下降 3.3%。不过，这其实也是反三公消费的结果，中国进口洋酒中高端酒类占比很大，与欧美国家主要用于自饮不同，大部分进口洋酒都在夜场中被喝掉了，而大卖场、烟酒店、体验店等其他渠道都符合销售预期。
不过，与完全饱和的白酒市场不同，洋酒在中国酒类市场中人群覆盖率仅占2%，而且其中一半的人都在同一个省——每年广东酒类市场消费容量约为460亿元，洋酒消费量占到全国总量的 50%。虽然进入中国市场多年，洋酒面对的几乎还是一整块蛋糕。
有趣的是，洋酒在中国普通消费者中受到的冷遇，可能并非因为其他地方的人比广东人更爱国，而是白酒打下的心理基础。即便附加近两倍的关税，与中国的中高档白酒比起来，大部分洋酒其实都便宜得多，但洋酒过于讲究的包装和专卖店精致华丽的门面，使得早已被白酒价格压垮神经的很多中国人根本不敢询问它的价格。
在消费人群流失和洋酒未来的冲击下，中国白酒的明天真的会一直暗淡下去吗？倒也未必，白酒虽然对西方人没什么吸引力，但以白酒为基酒调成的鸡尾酒却受到不少人欢迎。这正是鸡尾酒最初流行的原因——20 世纪初美国禁酒期间，由于私酿酒品质太差，酒商们用调制鸡尾酒的办法掩盖住了低劣的口感。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