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在任教社会政策课的时候，我常以六十年代末几次的社会运动来说明香港的政策推动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发展，怎样与多次的骚乱和暴动有关。
除了大家熟悉的六七左派暴动外，还有在1966年的九龙骚乱。这次骚乱其实源自于民生问题，导火线就是天星小轮加价而引发多人进行静坐示威，包括卢麒与现在已经出家为僧的青年苏守忠等十多人，又发起绝食抗议，那个年代的绝食其实开创了社运的先河，更是对之后多次社会运动的启蒙。
在静坐期间有大量的市民前来声援，警方其后拘捕了苏守忠等人，示威人士在弥敦道一带引发骚乱，以石头掷向巴士及纵火、抢掠店铺、包围旺角及油麻地警署并企图放火等，示威更蔓延至其他地区，并引起大量的伤亡，港督戴麟趾最后需宣布香港宵禁及出动英军平乱。
戴麟趾在骚乱后一个月宣布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军总会香港总监罗征勤、香港大学前任校长赖廉士爵士，以及律师黄秉干组成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去调查骚动成因。
改变高压 吸纳民意
在委员会的聆讯中，已故的叶锡恩女士以证人身份指有警察煽动骚乱，借此让警方出动武力，可见任何年代和地方，都有可能发生像德国国会纵火案一样的自编自导演出。委员会其后发表调查报告，指出有理由相信示威者是基于经济上遭受挫折，社会贫富悬殊而引起骚动。报告同时指出政府与市民出现隔阂，若政府不分析造成不满情绪的原委，将来可能促成骚动，因此建议政府设法开辟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并增进公务员与市民之间的接触。
港英政府接纳了委员会的建议，除了举行夏令营、青年舞会以消弭青年的精力外，还透过各个理民府去收集市民意见，亦透过地方行政改革以增加公民参与。当时政府知道高压不能令市民信服。所以政府的改善措施的启动，创设出不少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策，令市民增加了「香港人」的意识，去真心的热爱这片土地。
五十年前香港政府处理问题起码比现时高章得多，他们没有一味只谴责暴力，反而思考问题在哪，并回应市民所求。自回归以来，我们见到一幕又一幕的推卸责任，政府没有反思出了什么不足，更甚的是梁特上场后，政府官员有权用尽，几年间市民怨声载道。笔者重申反对暴力，但是一味制造敌我矛盾和冲突，将会物极必反，有人自焚的一天或会在可见的将来发生。
梁特政府，你有勇气成立一个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去查找社会问题的主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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