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发《中国人为什么纠结“党”的存亡》一文，我与几位万维作者兼读者在文章后面讨论了各自对中华文化的评价和认识，今天我把那场讨论整理一下，做一个发表。对一些读者的评论，我在这里做了严重删节，以节约篇幅，并且将观点集中在本文要讨论的主题上；对我自己的回答，我大多数保留了原先的回答，但也做了一些增加，因为当时回读者评论时有点匆忙，有些观点没有来得及做回答。
嘎拉哈：我认为，中国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中共最多只有50%的责任。中共之所以能够如此如鱼得水，是因为中共帮匪政治，能够同匪民文化一拍即合。
伊萍：为什么嘎先生那么热爱列宁，要把列宁的罪恶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上？
嘎拉哈：我并非是想要肯定列宁，毛泽东，斯大林。我的观点是，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不能只盯着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文化同历史人物的关系，有点儿像苍蝇和鸡蛋的关系。如果把苍蝇比作历史人物，那么鸡蛋便是民族文化。虽然说，没有苍蝇，就不会有臭鸡蛋。但是，鸡蛋便臭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鸡蛋有缝。
伊萍：我觉得你的思想或许仍然受到中共过去教育的影响，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事实上，历史是精英创造的，一个社会是进步还是邪恶，精英要负主要责任，美国伟大我们赞扬华盛顿，因为美国模式不是底层老百姓创造的，而是美国精英们华盛顿等人创造的。你不能说伟大了赞扬领袖，邪恶了，就去批评人民，批评文化，而不责怪创造了模式的精英。
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有问题，中国文化也有好的地方，关键是列宁创造的体系鼓励坏东西，消灭好东西，这才使得在共产党国家里，坏的文化传统被发扬光大，好的文化传统却无影无踪。
你前面评论的一个大问题就在于，中共明明掌控百分之百的权力，你却只让它负50%的责任，中国普通人民明明根本没有权利，你却要让他们负50%的责任，所以，你实际上是在帮中共。
俺是凡平：“历史是精英创造的，一个社会是进步还是邪恶，精英要负主要责任”，同意伊萍的这个观点。可是俺的问题是，精英又是哪里来的？中国的精英和西方的精英的不同又是哪里来的？其实根源还是文化下的制度和国民性，精英也是制度和国民性的结果，而不是起因。伊萍好像有点把精英与文化切割开了，逻辑上不太合理。文化这个概念极大，当然不可能全是好的，全是坏的。但是看中国的问题，还是要找到文化中的不好的根源，尤其要研究制度和国民性的问题，归罪于精英过于简单了。
伊萍：谢谢凡平的来访。你说是台湾的精英更多受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影响，还是大陆的精英更多地受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影响？国民党以及其他台湾政治人物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他们有大陆精英那么流氓吗？大陆精英的流氓化不是来自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而是来自列宁体制的培育和苏联人的教唆。
俺是凡平：与中国文化本身的缺陷相比，来自列宁体制的培育和苏联人的教唆就像是外来的苍蝇，而中国文化这臭鸡蛋本身却是内因主因。
伊萍：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臭鸡蛋要看与什么文化相比，与西欧文化相比，确实有问题，俄国的苍蝇不会给西欧带去多大的伤害，却给中国带来了到今天都摆脱不了的遗毒，中国的内因当然要受到一定的指责，你如果读过我之前的一些博客，应该知道我也是那样认为的。
不过，除了西欧文化，你再看看其他文化，说实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可能与西欧文化竞争多样性的，就属中国文化了。台湾和韩国的成功其实就离不开中国文化，日本的成功也有一定的中国古文化因素。因为民主不是嫁接到所有文化都能取得卓越的结果的，到目前为止也就民主加西欧文化，与民主加东亚孔孟文化，算得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文化比俄国文化就要好得多，俄国文化不仅是臭鸡蛋，而且还会自生苍蝇，对中国来讲，知识分子流氓化（毛泽东在我看来是流氓化的小知识分子）要靠外部苍蝇下卵来产生，对俄国来讲，产生流氓式知识分子并不需要外部病毒的侵入，我最近在攻读俄国近代史，俄国近代史上流氓式知识分子可以说是辈出，列宁不是俄国第一个鼓吹流氓式手段的俄国知识分子，列宁用流氓式手段进行革命的理论基础是从其他俄国人那里继承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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