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执政约满三年时间，“习核心”势态渐明，其治国理政进入节点，虽在经济领域显现一些困难迹象，但其于反腐、党建、军事改革、外交、法治、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等领域的政绩却是可圈可点，官媒略显浮夸的好评盛赞未必尽是虚言。而且，即使是经济领域的一些“失分”，也是难以避免且暂时的，结构调整与布局立足于长远目标和预期，经济增速仍然保持在较高区位。
七位政治局常委均在毛泽东时代成人，又在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大潮中起势
有分析指出，“一党执政”的中共是一个拥有较为独立组织运行规律和特定目标的集体，保持着对中国政治的宏观垄断，对其评价需要遵从与西方不同的逻辑与视角。中国在过去三年里发生的积极变化，需要归功于“核心”习近平，同时也归功于习近平所领衔的执政党团队。习近平在3年里的异常忙碌的奔走，在中国媒体中未曾消失过的身影，正是说明了中共在这3年里的具体执政。
如果说习近平将是继毛泽东与邓小平之后，第三位定位未来数十年中国发展方向的领导人，也就意味着习近平一届执政团队也背负着同样的使命责任。其实可以认为，当下执政的中共领导团队，确实是处于一种历史转折的关口，是与前后几届执政团队相比都比较特殊的一届。
现任7位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与张高丽中，年纪最长的俞正声生于1945年，最年轻者是生于1955年的李克强。在他们上任之初，官媒就曾广为播报其大多曾为下乡知青的经历。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历程横跨毛邓两个历史时期。
毛泽东于1976去世之时，7常委均已20岁以上，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之后又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修正自己的历史观。这种脱胎于新旧两个时代的历史视野的重要意义，可比于邓小平早年留学海外的经历使其具备了比较中西差异并走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特殊发展道路的可能。
另一方面，对他们而言，知青经历的正面意义大于负面意义，是一种人生财富和资本。经历过人生的的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也能令其更深刻地体察人生、社会与人性，并沉淀为人生经验和执政能力。
有评论称，许多知青的人生或许都被耽搁，或许就此沉沦，但是在逆境中坚持下去的少数知青，无疑是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尽管这种苦难是被迫的，但是经此磨练并最终成功突围的少数知青，无论在心智上，还是在人生阅历上，乃至在政治能力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上，都可能更加成熟和理性。
这是由历史时代和人生经历所塑造的一个群体。有知青经历的掌舵者不容易被各种思潮和新鲜名词牵着鼻子走，能抓住中国社会的地盘与基座，懂得循序渐进与实干，同时也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批具有理想主义精神与政治魄力的执政者。
在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猝火洗礼后，邓小平时代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事实上，包括7常委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很多人，较直接得益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期和初期的相关工作和努力。其后在30年的政坛历练与升迁之后，恰好在其50多岁之际，得以大规模进居高层，乃至成为最高领导人。
当下中共执政团队，某种程度上都可谓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可视为改革开放时代所造就一代治国精英。除7常委外，从其他一些人身上也能看出这种积累和传承。比如，在改革开放中冒尖获重用的汪洋，已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领导人担当智囊的王沪宁，高龄留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能在外交场合常伴习近平左右的前外交部长兼现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地方层面较受关注的重庆市长黄奇帆等等。
普遍认为，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时，现任7位政治局常委中除习近平与李克强外的5位都将退休，有望接位者虽然包括生于1950年的栗战书与李源潮，但新旧更新仍将呈现较大幅度。再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时，有知青经历者或将完全退出中共当政团队。被认为较具接班潜力的粤渝一把手胡春华与孙政才均出生于1963年，受毛泽东时代影响相对较少，其世界观主要成型于邓小平时代。
目前中共领导集体中“老帅未退，新将争雄”的局面，是中共执政另一个时代转换所焕发的闪光。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或许也包含着一种阶段性的积聚与迸发，当然其中也会产生和积累很多的问题。习近平一代志在开辟新的时代，通过新的权力构架和制度设计攥起巨大能量动力，全面深入解决问题和隐患，为未来数十年的改革奠定基础、创造红利。
在其之后的继任者虽然可能略失风采，但也会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例如，没有太多历史包袱，能够延续习近平一代的改革势头继续解决遗留的难点问题，更具有国际视野，更加自信地参与国际事务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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