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的两大功绩之一，在时间上先有真理标准讨论后有平反冤假错案。不过，在邓小平审定和批准的悼词中，则先讲平反冤假错案，再谈真理标准讨论，虽不否认胡耀邦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胡绩伟看来却是邓小平抢功，“为邓小平是领导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创造了邓小平时代，做了舆论准备”，“误导人们对胡、邓功绩的判断，其目的就是把胡耀邦平反冤案的功劳加到邓小平头上，突出邓小平的功绩。”本文选自姚监复个人博客，胡绩伟口述，姚监复整理。
1982年胡耀邦与邓小平交谈
胡绩伟认为，现在有一个认识误区：以为胡耀邦先抓真理标准讨论，后抓平反冤案。错误地认为，胡耀邦的功绩是第一步抓了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解放运动，第二步才是平反。因此，2008年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不是在2007年纪念胡耀邦1977年发动、组织和领导平反冤案运动30周年。这是错误的认识和有意的误导。
错在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弄错了。胡耀邦在1977年3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以后，为了平反冤案，立即组织并亲自修改、定稿，写出了重要文章：《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在第二年，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5月12日《人民日报》等报刊转载。因此，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放在平反冤案之前，在时间顺序上就是错误的。
错误早在1989年4月邓小平审定的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中。悼词先讲真理标准的讨论，后讲平反冤案。
“他（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
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这份经过邓小平审定和批准的悼词，把平反冤案违反时间顺序放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所造成的负面作用是对胡耀邦平反的重要功绩与重大意义有所贬低，而为邓小平是领导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创造了邓小平时代，做了舆论准备。究竟是胡乔木还是邓小平或者其他人的策划，有待考证。
但是，2007年11月18日曾庆红在纪念胡耀邦会上的讲话，就更为明显地暴露了贬胡扬邓的手法，具体做法仍然是捧邓压胡，先讲真理标准讨论、后谈平反冤案，偷偷地把胡耀邦的功劳转移到邓小平的头上。曾庆红在讲话中，先沿用了在悼词中原有的话“他（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之后，引人注意地加了一句“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强调了邓小平的领导作用。这样就在颠倒了平反与真理标准讨论发生的时间顺序以后，使人们产生一个错觉，讲话中罗列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是邓小平领导和支持的，后面再讲的平反冤案政治运动，不言而喻也是邓小平领导和支持的。而实际上早在邓小平1977年7月复出之前的1977年3月胡耀邦就已经在中央党校着手发动平反冤案的政治运动了。而且，邓小平并不支持胡耀邦为全部右派分子平反，即为反右派斗争性质平反，邓小平始终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他既没有领导，也没有支持为全部右派分子平反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阻力。
这样看来，把时间上早发生的平反冤案放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的说法，造成了认识误区和思想错觉，误导人们对胡、邓功绩的判断，其目的就是把胡耀邦平反冤案的功劳加到邓小平头上，突出邓小平的功绩。这种做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明明是1977年3月胡耀邦开始发动平反冤案的政治运动，比真理标准讨论早了一年，而且是针对1977年2月华国锋、汪东兴提出的“两个凡是”的社论进行反击，以真刀真枪的实实在在的平反冤案，冲破了凡是派顽固势力的抵抗，打开了“胡赵十年新政”的第一个战役的突破口。但是，不知是不是有意策划和预谋，把胡耀邦发动平反冤案放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出现了认识误区和误解，以为胡耀邦先发动真理标准讨论，后开始平反冤案，还误以为真理标准讨论才是思想解放运动，而不理解平反冤案本身正是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曾庆红在纪念胡耀邦的讲话中，正是先讲真理标准讨论，还比悼词多加了“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这样一句话，其目的就是把平反冤案的重要性压低，而把邓小平的功绩突出，把“胡赵十年新政”的时代，偷梁换柱，张冠李戴，把胡耀邦的功劳偷换到邓小平名下，起到扬邓贬胡的后果。这也是在2008年，而不是在2007年平反冤案30周年时，才正式地大规模地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根本原因和内幕。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