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儒学”：为纳税的人、缴房租的人所准备的宗教

孔子本身在中国也成为了一个褒贬不一、极具争议的文化符号。

我一贯以为，在任何文化下，人们发展的终极目的，都在于每个个体的解放，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儒家文化之下的人们同样如此。其结果，就是产生了现代化，而现代化又促进了这一趋势。

那么，对于儒家文化，我们今天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就在于，在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动荡、文化的巨大损伤之后，如今支离破碎的儒家文化，该如何现代化？换言之：儒学如何能在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体现出自身的存在感与积极价值？

在此，我提出一个“个体儒学”的概念。

在我看来，儒学向来就是一种世俗哲学，换言之，是一种接近于宗教的人伦学说，里面包含着信仰，但更多的是着眼于世俗生活。用辜鸿铭的话说，儒学与基督教、佛教等的区别在于，那些宗教让你着眼于“神”或“灵魂”，而儒学则让你着眼于日常生活，是“为纳税的人、缴房租的人所准备的宗教”。当你着眼于“神”或“灵魂”时，你需要玄思冥想，而当你着眼于日常生活时，你只需做一个好儿子、好公民，即成为了“儒教徒”。儒学在中国社会实则起到了“宗教在西方社会所起的作用”。因此，辜鸿铭又把儒学称之为“好公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 citizenship）。

然而，问题在于，就像基督教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而失去了道德正统地位一样，儒学在中国同样也早已走下了神坛。所谓“走下神坛”，不仅是指儒学早已失去了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人们早已普遍不再奉其人伦约束为圭臬，甚至在当前的社会意识及社会风气下，儒学的主张变成了落后、迂腐、不合常理的代名词，而“孔子”本身也成为了一个褒贬不一、极具争议的文化符号。

当然，近年来，随着所谓“国学复兴”，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上的彻底否定和“打倒”之后，又渐渐开始采用一种靠近的姿态，使得儒学再度成为公众所关心的话题，甚至使一些人似乎看到了儒学参与“意识形态重构”的可能性，由此，一些“儒者”怀着宗教般的热情，开始致力于儒学的政治化，甚至制度化设计，然而，儒学所面临的窘境，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些“儒者”的努力，固然是可敬的，但要参与到政治、制度等层面上去，重构一种儒家政治及社会制度和秩序，恐怕只是一厢情愿，也非社会发展的趋势所在。这也就是我一直所不赞成的“复古”的取向。

因为，即使是现有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秩序，恐怕也不得不面临着进一步的现代化，而趋势必然是更适合于每个个体的发展、解放、能量的释放，并实现每个个体的自由。所有有碍于这一趋势的制度，必将会面临不断调试，并向这一目标推进。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儒学仍欲以其固有的价值观在制度设计层面发挥作用，是不现实的。

但同样重要的在于，即使现代化趋势是每个个体的解放与自由，那么，对于每个个体来讲，终究不应变成冷漠的个体，而应是有着高度理性与德性相统一的人格。事实上，就人本身的发展而言，也确实有这样的内在需求，前者解决人的头脑问题，后者解决人的心灵问题。人作为个体发展的需求，就在于头脑与心灵的同时发展，而不是偏废。因此，对于个体来讲，儒学的价值就在于，如何能够使每个个体完善自身，也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德性的道德资源。使他们在享受着个体自由的同时，能够有着连接社会与他人的德性。这样，整个社会就成为了一种自由个体所组成的和谐群体（而“和谐”首先必须建立在每个个体自由的基础之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及需求上来说，儒学要复兴，下一步最应着力的，其实在于如何“个体化”，为每个个体在现代理性的生存环境中，提供一种德性和温情。当然，在多元的社会状态下，这一“德性资源”并非只有儒学一家可以提供，并非由它来垄断的，而是将由若干种文化与宗教同时提供，会产生竞争关系，但真正的赢者，必将属于有包容力、融合性的文化，而多元、融合、包容同样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因此，我提出“个体儒学”的概念，认为重点有二：一、将儒学中适合于现代社会个体道德的内容，研究并运用之；二、敞开儒学的大门，一方面融合于现代，一方面融合于异质文化，从而赋予儒学以现代意义上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