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说：“香港人生活忙碌，未能注意到（老人家轻生的）先兆。”
2007年的八月，一位名为梁巧的人瑞在家中自缢。老人清末出生，已107岁，曾经历风云变色的日子。她身体硬朗，已届高龄亦尚可自理；四代同堂，平常生活快乐无忧。她自寻短见，令儿孙惊讶不已。
不过，梁巧自尽前有不少异常举动。她曾与家人说，觉得自己年纪太大障碍家人。更奇怪的是，大热天时，她在家中亦穿着多件衫裤，连鞋袜也穿好。回想起来，这些都是老人有自毁的征兆。中国人的习俗中，寿衣是自已喜欢的衣服。这位百岁老人或许也抱持传统观念，认为在黄泉路上，穿多几套衣服可保暖。
这个故事，是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自杀危机处理中心主任何永雄告诉我的。虽然何永雄只从报纸上读到相关报道，但却留下深刻印象。意欲自寻短见的人，无论年纪多大，总会发放一些讯号。
在香港，平均每天都有一名老人自行了结生命。
何永雄说：“老人自杀一定是普遍的。老人自杀率比其他年龄组别高很多。”
抑郁症是老人自杀背后最重要的心理因素。图为香港心理卫生会宣传摊位（香港心理卫生会提供照片）。
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数据指，2013年全港每十万人有12.3人死于自杀。不过，60岁或以上的年龄组别，自杀率为每十万人有21.6人自杀。另外，香港的老人自杀率往往比欧美国家高两三倍。
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指，老人家更有决心寻死。他说：“老人家的自杀方法是跳楼及吊颈，这些都是致命率很高的方法。”
老人抑郁
抑郁症是老人自杀背后最重要的心理因素。政府曾委托两间大学进行研究，2002年发表报告。研究发现，60岁以上、自杀身亡的人当中，56.5%患上抑郁症。
香港老年精神科学会的周宝铃医生说：“长者身体经历一些变化，所以有一些生理因素，导致他们患上抑郁症的机会高些。”
另外，周宝铃补充：“在长者的年纪，环境有很多改变，令到他们不开心。”
生老病死是不变的定论。不论地域，步入晚年时，往往遇上悲痛事件----如丧偶或患上长期病患----但香港有一些特别的因素，令到长者患上抑郁、甚至自寻短见的机会增加。
家庭负担
退休后家庭角色的转变，亦令长者无所适从，有些长者或会认为自己没有用、没有价值。
香港心理卫生会助理总干事（服务及教育）程志刚说：“长者在壮年时照顾家庭，但到退休时，子女再不需要他们的照顾，甚至反而需要子女照顾。”
在西方，家长期望子女成年后，就会有独立的生活。不过，在香港华人社会，家长希望与子女有更紧密的关系，甚至有余力时，会为成年子女提供财政的协助。
香港政府曾委托两间大学进行研究，2002年发表报告。研究发现，60岁以上、自杀身亡的人当中，56.5%患上抑郁症（资料照片）。
香港家庭结构亦经历变化。从前，与祖父母辈同住是平常事。但现时，核心家庭成为主流，所以越来越多老人家与配偶同住，甚至独居。
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2.7%长者独居，比率相比2001年上升1.4个百分点。
生活忙碌
叶兆辉说：“香港人生活忙碌，未能注意到（老人家轻生的）先兆。”
不少香港人每天工作至少九小时，所以就算他们与父母同住，亦可能疏忽父母的情绪状况。假如长者出现抑郁的症状如失眠、失去胃口，他们亦可能误以为只是年纪老迈的特征。
缺乏收入
香港没有全民退休金，所以大部份老人家需要依赖自己的积蓄度日。政府数据显示，约有三成长者是贫穷长者。
华人文化中，葬礼是人生大事，而大部份长者亦会储蓄“棺材本”，待百年归老后，后人可以用这笔钱，为他们举办丧礼。所以，就算一些经济不算宽裕的老人家，他们亦会希望丧礼能够比较体面。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说：“慢慢地，他们就会变得不舍得花钱。”
老人家会想办法省吃俭用，例如不再出外与朋友聚会、省下买报纸的金钱。逐渐，他们与社会脱节。
对情绪病一知半解
香港市民对情绪病认识不深，尤其是老人家。
曾展国说：“中国人认为只要努力就能解决问题。所以好少（老年人）会承认自己患上情绪病，亦觉得这是羞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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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结构亦经历变化。从前，与祖父母辈同住是平常事。但现时，核心家庭成为主流，所以越来越多老人家与配偶同住，甚至独居（资料照片）。
自杀更是华人社会的禁忌，很多人认为自杀是个人的失败----他们未能放下烦恼、或看开一点，才会自寻短见。
老龄社会
2002年，医院管理局成立老人精神科速治服务。假如社工或非精神科医生怀疑长者患上情绪病，他们可以转介病人参与服务。这些病人会在短时间内得到诊症及治疗。
自服务成立以来，共有7000名长者接受相关服务。
另外，非政府机构如香港心理卫生会及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等，致力提升社会对情绪健康及老人自杀问题的关注。这些机构成立防止自杀专线、举办家访及街上设立宣传站等。
不过，香港人口老化问题严重。根据政府推算，2064年，全港逾三分一人口将会是65岁或以上。
假如香港政府不改善长者生活及长远规划，长者自杀率可能会上升。
叶兆辉说：“无论是七岁的人或70岁的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外表看来总是静静地养老院，内部的矛盾波涛可能不低（图为位于东京市中心的一所养老院）。
东京郊外的神奈川县川崎市幸区一个私营养老院的23岁员工今井隼人涉嫌把3名老人从养老院高层抛下致死，周二（2月16日）被神奈川县警逮捕的新闻连日震撼着日本社会，再次带出了日本这个高龄社会存在的现实难题，包括主流舆论在内，社会议论纷纷。
案件发生在2014年11月至12月期间，这所养老院6层楼的个人室里3名年龄在86至96岁的老人先后被发现离奇地从楼上落下死亡。由于阳台栏高1.2米，常识推理很难相信高龄老人接二连三攀越阳台自杀，于是传媒纷纷报道，警方也向是否被人扔下的疑点查案。
养老院值班表显示，今井是唯一在3名老人死亡时间里都当班的职员，令传媒和警方聚焦。警方行动前，对传媒记者采访，今井否认作案，但他被警方以故意杀人罪逮捕后，承认把3人从阳台抛下，理由是“工作上遇到了各种事，激发种种感情”。
为了成为一名护理士，今井案发前分别就读和考取日本“急救救命士”资格和养护专门学校的“护理士”执照，但取得执照后半年就发生了案件。按日本刑法判决先例，对蓄意杀两人以上的凶手，法庭通常会判死刑。
养老院里的悲哀
案件激发日本社会再次关注近年传媒不时揭露一些养老院存在的虐待老人案，部分家属展示的录像可看到在养老院里，老人被呵斥、施暴，被绑住手脚、断绝饮食，家属往往以这种录像作为要求养老院赔偿的证据。
但另一方面，护理士收入低、体力劳动大、工作忙且不定时等也令大部分年轻人不愿入行，人手不足和护理士流动性大是许多养老院的常态。
看来40多岁的护理士高桥美惠对BBC中文网记者说：“我做护理差不多10年，看到家庭把送进养老院的老人，通常不是已痴呆，就是不能起床，所以我们本来已经很忙、很累，但很多老人还会打人，你大概不能想象那样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老人打人非常痛，所以有时不得不固定有的老人的手脚，帮他们换纸尿裤或喂饭等，当然做完要做的事，我们一般当然就恢复他们行动自由，可是家属拍到这种录像就扬言控告，所以我们（护理士）几乎每人、每天都在想要不要辞职或换个地方工作，没有足够忍耐和爱心的人真的做不下去”。
社会福利的悬殊
日本的养老院历史从1895年东京设立收留高龄妇女的养老院开始，1932年正式成立《救护法》，规定民间以宗教机构为主开设的养老院应守的法律，1950年通过《生活保护法》制定新规定，并把养老院更名养老设施；1963年再通过《老人福祉法》规定养老设施条件，并更名为“老人之家”至今。
近年在东京各住宅区，马路上经常可见一些可能涉及护理、医疗等援助生活功能的汽车（资料照片）。
现在日本的养老院大致分公立和私立两大类，公立养老院由各地政府经营，一般是根据65岁以上老人的身心状况，分“老人日服务中心”、“老人短期入所设施”、“养护老人之家”、“特别养护老人之家”等级。收费根据地区物价不同和需要护理程度、收入、财产状况等享受福利的级别不等，整体来说比私立便宜。以北海道札幌市需要高度护理的“特别养护老人之家”为例，不包医药费、纸尿裤等日用品、财产管理费支出，月费从6万日元（约530美元）至14万日元（约1230美元）不等。
私立养老院收费是依据地点、设备、常驻医生等条件，收费标准更难概论。东京常见标准是首期入住费2000万日元（约18万美元），每月再缴约30万日元（约2600美元）维持费。
长寿社会的悲哀
入住公立养老院需要符合前提条件，例如户籍在当地、收入低于标准值等，但就算满足条件，实际仍因“僧多粥少”入住难。基于轮候排队上百至几百人，许多老人只能入住私立养老院。
日本内阁府去年发表的《高龄社会白皮书》说，去年日本人口1.27亿人，65岁以上人口占26%，其中75岁以上又占了12.5%。老人家庭多，经济上负担不起私立养老院的也不少。而日本人男女平均寿命去年都超过80岁，是世界最长寿国家，年轻人负担不起高龄社会苦恼。
2013年日本成立《介护法》，向65岁以上老人征收“高龄介护保险费”，同时扩大护理士家访方式，来缓解一些住不起私立养老院的老人洗澡、吃饭等基本需求，老人支付护理士家访时间长短、频繁程度和家务范围费用不等。
公立、私立医院也已有医生家访业务，在东京住宅区，不时还能看到老人送餐服务、接送老人洗澡、美容师（理发师）上门服务的汽车，老人生意已是日本消费市场的新兴稳固部分。
日本每年报告国人长寿的新闻时，播报者和听者表现都是哀大于喜，而川崎养老院案令舆论哗然中，更不乏“非迫不得已，别进养老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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