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香港旺角发生骚乱，为了控制局势，警察不得不鸣枪示警。这一事件震撼了香港社会。事件过后，各界反响不一：占中发起人陈健民认为，整个件事都应归咎于梁振英的好斗性格和中央专制闭塞，不能疏导民怨；梁振英则表示，严厉谴责9日凌晨在旺角发生的"暴乱事件"，并将对目无法纪的"暴乱"绝不姑息。
旺角骚乱对港府的执政是一个巨大挑战
尽管执政者梁振英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陈建民将骚乱完全归咎于当前的执政者，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次骚乱的本质是因为香港长久存在且极度扭曲的财富分配体系，使得底层年轻人逐渐丧失了脱贫致富的希望，不得不涌向街头，试图在群体运动中寻找出路。
事实上，骚乱的根源恰恰是脱胎于港英时期的官商共治垄断土地的制度，这种制度以人为方式严格控制了土地供应，从而确保了高昂的地租和土地价格，再通过类税性支出的方式，不断地大比例汲取广大普通港人的财富。这种残酷的制度使得底层民众丧失了致富的能力，几代人痛苦地挣扎在贫穷和绝望之中，并不得不有所反抗。
梁振英执政仅仅数年，哪有本事去制造这些问题？香港的这种制度性问题脱胎于港英时期，早就普遍存在了。当年的六七暴动、中文运动和艇户事件等，不都是香港制度性贫富分化的结果吗？
梁振英执政的最大问题，是不愿政治变通。港府总是试图通过刚性措施压制矛盾，结果将执政者自己变成了民众怒火的喷口。更严重的是，这种对梁振英本人厌恶，也由于北京当局对梁的支持，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对大陆的厌恶。香港旧有的制度性问题在新的政治纠缠中完全变质，这恐怕是北京不愿意面对的结果，更是梁振英本人始料未及的难题。
不过，尽管执政者梁振英本人不是问题的根本制造者，但是执政者面对骚乱，却绝对不可以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执政者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压制措施的局限性、自身脆弱的政治处境和香港经济的单一特性，冷静地思索政府面对骚乱所应采取的理性措施，避免激化矛盾，更不能以暴易暴。
首先必须清楚的是，面对骚乱，香港法制范围内的镇压措施所能取得的效果相当有限。旺角骚乱本质上是底层民众脱贫无望的呐喊，这是香港社会结构性的矛盾。虽然也有激进组织的蛊惑，但是激进组织的不断涌现和壮大，本身就说明了香港社会具有产生激进组织的肥沃政治土壤，这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只有缓和了底层民众所面临的困境，才能有效缓解香港社会当前的矛盾，才能最终消弭骚乱产生的基础，否则只能是缘木求鱼的火上浇油--就像前年镇压占中的效果一样。
其次，当前执政者的政治根基是渴望安定的香港部分中上阶层和希望香港稳定的中央政府。尽管骚乱发生后，部分建制派希望执政者采取强有力的弹压措施，但是执政者必须清醒的就是，这些强硬派强硬的背后是中上阶级支持者对混乱的恐慌，一旦激烈镇压措施适得其反，混乱愈演愈烈，那么采取了严厉措施的执政者就会成为先前政治盟友的替罪羊，并被无情抛弃--这种政治案例历史上屡见不鲜。同理如果香港丧失了稳定，北京也会毫不犹豫地收回对执政者的支持。因此，缓和香港社会矛盾才是执政者的根本政治立足点，更是执政者政治利益得失的关键。对于这一点，执政者务必要有清醒的认知。
最后，香港社会无法承受骚乱升级的代价。作为一个严重依赖地产经济和金融业的经济体，香港不存在应付动荡的能力。一旦骚乱升级，香港的地产业将承受严重打击，并对金融业产生灾难性损伤，这是香港不能承受之重，是香港各界无论如何都要努力避免的。
所以，综上所述，梁振英先生作为香港的最高执政者，一思一筹，一举一动，都关系千百万人的祸福安危，都关系一个伟大城市的兴衰成败。梁先生不可不思，不可不慎，不可不戒。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认真总结以往数年执政的教训，俯身倾听广大民众的心声，努力确保香港的和平与稳定，才是一个最高执政者所最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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