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和平起义后的局势很不稳定。一些反对起义的反动军官先后在哈密、库车等地制造骚乱，抢劫银行，杀戮群众，当局无力掌控局面。王震带领解放军进军新疆后，为了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提出了一个颇有胆略的意见。
王震在新疆旧照
一、新疆和平解放
（一）陶峙岳、包尔汉通电起义
我1949年9月15日中午秘密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到9月25日陶峙岳率国民党驻新疆部队通电起义，前后只有10天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令人难忘、异常繁忙的10天。10天中，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转的电报共计15份，很多是和各方面人士谈话的记录，经过整理后发给中央。每天到我住所的客人络绎不绝，他们当中有国民党新疆军政高层人士，也有在新疆受我党影响的青年，还有迪化三个地下组织的领导人。
在此期间，通过多次交谈，我同包尔汉在新疆和平起义的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接下来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做好陶峙岳的工作。
9月16日，我找陶峙岳谈话，向他转交了张治中将军的电报。张治中在电报中说：“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中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
后来我才知道，9月8日，毛主席曾将张治中请到中南海，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敦促新疆军政当局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毛主席对张治中说，你是前西北军政长官，新疆军政当局都是你的部下，只要你去电，新疆方面是会照办的。张治中表示，自己早有想法，只是5月以后音讯断绝，不知道怎样和新疆方面取得联系。毛主席告诉张治中，我们已经派邓力群先期到达伊宁，并建立了电台联系，你的电报可以发到伊宁，由邓力群转送迪化。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就在这一天，毛主席又致函张治中，委托他继续给新疆及河西的老部下做工作，并谈道：“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十五日至迪化与陶鲍见了面，谈得还好。”
陶峙岳知道，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在国共和谈破裂后，没有回南京而留在北平了。他看到中共中央很重视张治中，重视他在新疆的影响和作用，心头的疑虑开始消除。显然，毛主席让张治中发给他的电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陶峙岳的疑虑开始消除，但是在起义的问题上，一开始并不顺利。陶峙岳对我讲：胡宗南还有几个月的军饷未送来。只要军饷一到，马上宣布起义。当时，胡宗南在陕西还有一个军的部队，陶峙岳手下的顽固分子仍对胡宗南抱有幻想。不久，胡宗南的这支部队被我西北解放军消灭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才看出没有希望了。于是，包尔汉与陶峙岳紧密合作，出了一大笔收买费，终于迫使马、叶、罗同意交出兵权，尽快离开新疆出国。
9月18日，陶峙岳、刘孟纯交给我一份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并要我转报中央。我看过以后问他们，这个意见书是不是新疆和平转变的前提条件？他们说，意见书所提不是此间实现转变的前提条件，而是实现转变后，他们对今后解决新疆问题所提的意见。何者采纳，何者不采纳，悉由我中央决定。他们肯定而明确地告诉我：这次转变是无条件的。
进入9月以来，包尔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邀请各族耆宿及有声望的人士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详细阐明了省内目前形势及政府保障和平的决心。与此同时，他与亲英、亲美的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艾沙、伊敏等加紧斗争，查封了他们办的反动报刊，还撤换了一批反动官员，如喀什专员乌迈尔就被撤职。包尔汉等人所做的工作和努力，为和平起义排除了障碍，准备了条件。
9月19日，包尔汉通过我给毛主席发了一个电报，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当时，包尔汉还写了一首汉文诗，我一直保存着，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
陶峙岳在做反动分子的工作时，说过四句话，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逼之以势，诱之以利”。这四句话表明，在新的形势下，陶峙岳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如果没有兰州的解放，新疆的反动分子是绝不会投降的。9月20日以后，陶峙岳把最反动的师长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及省政府副主席伊敏等二十多人，分批经过南疆送往国外。至此，新疆和平解放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做陶峙岳、包尔汉工作的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我还迅速地和迪化各地下进步组织取得了联系，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指导。当时迪化的地下进步组织有战斗社、先锋社、民主青年团等，他们在各族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为宣传我们党的政策、扩大我们党的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9月25日和26日，国民党新疆驻军和省政府，先后由陶峙岳、包尔汉领头，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消息一经传出，各族群众欢欣鼓舞。9月2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陶峙岳、包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对他们的行动表示嘉勉。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伟大的日子。10月2日，迪化市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党政军民群众大会。我和包尔汉等人一起走上了主席台。这是我来到迪化后第一次在公众前露面。当时，我穿着西装，戴着礼帽，虽然没向大家作介绍，但是参加大会的进步分子都看得很清楚。跟我联系过的人，都说这就是那位共产党的代表。我虽然参加了庆祝大会，但没有在会上讲话。
（二）大军进疆
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人民解放军何时进疆。有人认为越早越好，而陶峙岳则有自己的想法，希望由他的军队把新疆的局势稳定下来，然后，解放军从容进疆。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急进或者缓进。
实际上，新疆和平起义后的局势很不稳定。一些反对起义的反动军官先后在哈密、库车等地制造骚乱，抢劫银行，杀戮群众，当局无力掌控局面。对此，包尔汉作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深感责任重大。他在10月5日致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电文中称：“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转饬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热望”。
在这种形势下，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9月28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发出了进军新疆的指令。10月6日，彭德怀来到刚解放的酒泉，会晤了陶峙岳，同他交谈了解放军加速进疆、起义部队接受改编等问题。
10月10日前后，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等从北京飞抵迪化，罗立韵也同机抵达，见面后，大家都格外高兴。
10月12日，人民解放军二军四师和战车五团装甲车营作为入疆先头部队，从玉门出发，驱车西进。第二天，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军指、五师离开酒泉向新疆进发。随后，苏联支援的运输机抵达酒泉，帮助运送入疆部队。几万部队，数路大军，犹如滚滚洪流，锐不可当，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
10月2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迪化。在迪化市举行的欢迎解放军的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指出：“从今以后，我们全中国和新疆进到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建设时期，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新时期。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我们有信心解除困难，克服困难；而克服这些困难的唯一方针与道理，仍然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团结战胜一切’。”
党中央对解放军进军新疆非常重视。10月21日，毛主席在写给胡乔木的信中指出：“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11月7日，王震司令员及六军军长罗元发、副政委饶正锡等飞抵迪化。8日，迪化军政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王震在讲话中宣布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并向新疆各族各界人士对解放军的热烈欢迎和爱护表示诚挚的谢意。此后，新疆的各项工作在新疆分局的领导下全面有序地展开。
随着各路部队向新疆的大进军，到1949年年底，人民解放军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从而结束了反动派对新疆各民族压迫的历史，开始了新疆各族人民平等、民主的新时代。
新疆地域辽阔，地理和民族宗教情况很复杂，严冬又将到来，近10万人民解放军要在短期内驻防新疆各地，面临许多困难。我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为帮助进疆人民解放军解决交通问题，不仅把新疆各路交通、可供使用机场状况及其呼号情况及时电告即将进疆的人民解放军，以供确定进疆的计划和路线之用，同时还和包尔汉及新疆三区临时负责人分别商谈，要他们给予帮助。包尔汉答应尽最大限度调集300辆汽车和相应汽油供我军使用，三区方面也调动了仅有的40辆汽车，并提供200吨汽油、20吨滑机油给我军；粮秣、被服也是人民解放军进疆面临的又一难题。因路途遥远，靠内地供给难度极大，只能在新疆就地解决。经我出面，包尔汉表示粮秣可由省政府先解决，但省政府掌握的粮食有限，又要供应数万国民党起义部队，长期供应将很困难。我请示中央后，同新疆三区临时负责人商谈，通过三区提供的农业生产盈余和向人民募捐等方式很快筹措小麦千余吨，并筹集经费在伊犁采购了一批粮食，由此基本保证了进疆大军的粮食供应。大军入疆前，正是秋冬之交，尚未换上冬装。当我得知驻疆国民党供应局库存有棉布万余匹，棉花20万斤、缝纫机900多台的情况后非常高兴，通过萨维列夫总领事，与驻疆国民党供应局商洽，把它完整地保护了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入疆部队的冬装问题。此外，解放军进疆驻防时还会遇到不懂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等问题，我及早向中央建议，由新疆三区各派出一个团开往迪化和阿克苏，然后分兵配合人民解放军驻防各地，同时还从伊犁挑选了一批表现好、了解和熟悉南疆各地情况的少数民族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由赛甫拉也夫率领，前往南疆各地协助人民解放军驻防。临行前，我对他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纪律教育、与人民解放军会师的友谊教育、如何对待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政策教育，组织有关人员把人民解放军宣言、布告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译成维文印成小册子，发给他们人手一册，还组织他们讨论。这些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保证了抽调的民族军和工作团顺利地完成了配合解放军驻防新疆的任务。
二、建党建政
（一）返回迪化
1949年11月12日，王震司令员来到伊宁，同赛福鼎和我见了面。我向王震详细汇报了三区革命的历史、现状和三区领导人的主要情况。王震则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进疆一路的情况，并告诉我，中央决定留我在新疆工作。他说：你来新疆已有数月，对上层领导有很多的接触和了解，对新疆复杂的问题也有一定的认识，你留在新疆工作，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他接着说：新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困难，但只要我们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地进行社会改革，为新疆各族人民办好事，我们就能站住脚，打开局面。
王震和我一起，同赛福鼎交谈了成立省政府以及人员安排的意见。在谈话中，还涉及将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22兵团、民族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派一个师去南疆、派一个团进驻迪化等重大事宜。
在此期间，我还陪同王震会见了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到边境会见了苏联的边防司令。王震到伊宁以前，阿里斯托夫曾向我建议，把省政府搬到伊犁，并动员一些民族干部向我施加压力。我对他们说，建议可以报告中央，但没有得到中央指示以前，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
王震在伊宁亲自参加了纪念三区革命5周年大会，到阿合买提江等遇难烈士家里进行慰问，找各界人士谈话，作调查研究。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先期返回迪化。又过了几天，我于11月22日同赛福鼎一起回到迪化。至此，我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中共中央联络员的任务。
（二）建立人民政权
1949年10月12日，还在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途中，党中央即指示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王恩茂、郭鹏、曾涤和我为委员。后经西北局批准，王震、徐立清、高锦纯、邓力群、饶正锡为分局常委。
我从伊宁返回迪化后，在中共新疆分局还兼任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罗立韵分配在宣传部工作。三个报务员，即段恒德、李东祥、王乃静分配到军区机要处，转年2月，根据中央的指示，他们被调回莫斯科，交王稼祥大使另行分配工作。此外，我把我从伊宁带到迪化的三个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陈锡华、李泰玉、彭长贵介绍到分局组织部，由分局组织部安排好他们的工作。这时，郁文也带了一批新闻干部到了迪化，接管了新疆日报社，由我兼任报社社长，郁文任副社长，兼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分局宣传部还有一位副部长，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马寒冰。
11月27日，彭老总和张治中奉毛主席的指示飞抵迪化，召开了各界协商会议。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阶层、驻军的代表和迪化民主人士共三十多人。彭老总在会上说：新疆已和平解放，还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和平与团结，使各族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一切问题的合理解决，都必须在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下，从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出发。
经过历时11天的广泛征求意见、认真讨论方案和深入协商人选之后，按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原则，确定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一致通过了改组新疆省政府、整编军队、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等三个问题的方案，尔后报经政务院第11次例会批准。
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2月17日这天正式成立。包尔汉任主席，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刘孟纯任秘书长。另有28人出任省人民政府委员。这些委员是王震、王恩茂、卡尤木伯克（维吾尔族，三区）、列斯肯（俄罗斯族，民族军）、阿不都拉·艾尼（维吾尔族，民族军）、安尼瓦尔·贾库林（哈萨克族，三区）、安尼瓦尔·汗巴巴（乌孜别克族，“新盟”）、艾斯海提（塔塔尔族，“新盟”）、阿不都克日木汗·买合苏木（维吾尔族，七区）、辛兰亭、伊不拉音·吐尔地（维吾尔族，“新盟”）、屈武（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起义人员）、帕提汗·苏古尔巴也夫（哈萨克族，三区）、阿不力孜·木合买提（维吾尔族，七区）、阿不都热合满·穆义提（维吾尔族，“新盟”）、禹占林（回族，七区，战斗社）、徐立清、涂治（七区，战斗社）、陶峙岳（国民党新疆部队起义人员）、舒慕同（锡伯族，民族军）、买合苏提阿洪（维吾尔族，七区）、买买提·艾沙（柯尔克孜族，七区）、达夏甫·明珠里约夫（蒙古族，三区）、刘孟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起义人员）、邓力群、阿不都海依尔·吐烈（哈萨克族，三区）、韩有文（撒拉族，国民党新疆部队起义人员）。
这个名单是由王震、我和分局的同志分头去做工作，反复商量后产生的。酝酿产生省人民政府委员，这是一个细致、周到的工作。应该讲这件事做得很成功，组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促进了广泛的民族团结。
省人民政府成立的当日，举行了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包尔汉主席主持，一致通过了《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目前施政方针》（以下简称《施政方针》）。包尔汉在会上致辞说：省人民政府的成立和通过的《施政方针》，为全疆人民期待已久的福音，这是新疆有史以来空前的人民胜利。中央人民政府及全疆人民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是我们最大的荣幸。赛福鼎副主席也在讲话中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新疆人民有充分信心，把落后的新疆建设成先进的新疆。
早在酝酿省人民政府委员人选时，彭老总就叫我起草省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后经他和王震修改，在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于1950年1月6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次政务会议批准后颁布实施。《施政方针》共10条，它是根据《共同纲领》，结合新疆的具体情况，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制定的。在我起草《施政方针》时，彭老总特别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要彻底实行民族政策；二是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社会改革；三是公务人员必须在思想观点和作风上来一番改造。
《施政方针》中的一些内容，在《共同纲领》的原则下，结合新疆的情况更加具体化了。譬如《共同纲领》规定“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就向彭老总建议：结合新疆情况，最好再加上一条，即“反对大土耳其主义”。彭老总完全同意，因此，在《施政方针》中增加了“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倡导的大土耳其主义”的内容。又譬如《共同纲领》规定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根据新疆具体情况，《施政方针》增加了“宗教不得干涉司法行政”的内容，等等。《施政方针》公布后，成为新疆各级政权和各族人民的工作准则和行动纲领，对新疆解放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新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我们再次重温《施政方针》时，仍能感受到它的强烈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彭老总在迪化期间，除了在会上见面外，还同我有过多次交谈。在交谈中，他对我讲了新疆分局领导成员组成所根据的原则、讲了在新疆工作要注意的问题，包括王震、徐立清、高锦纯、饶正锡等几位领导人的优点和缺点，要我同他们搞好团结。在此期间，我陪他去过苏联驻中国迪化领事馆两次，一次是礼节性的，另一次是谈成立省政府、改组国民党军队的方案。
记得有一天，彭老总在迪化观看话剧《刘胡兰》，由于导演修改了剧本原有的情节，在舞台上出现了群众打死那个杀害刘胡兰烈士的被俘军官的场面。彭老总看了很生气。演出结束后，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指出这是违反党的俘虏政策，是不符合事实的，责令他们立即改正。
新疆和平解放后，包尔汉的政治态度非常明朗。他多次表示：新疆的一切问题都听从中央的安排，全力支持新疆分局的工作。包尔汉的思想也很敏锐，他说过一句很好的话：新疆是各族人民的新疆，中国是各族人民的中国。同时，包尔汉与彭德怀、王震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因此，由他来担任省政府的主席，是完全合适和称职的。
1949年年底，新疆各地面临着建立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的紧迫任务。部队到达南北疆各地后，立即根据中共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的决定，采取“包干制”形式开展地方工作，也就是说，部队驻防哪个地区，就对哪个地区的地方工作负完全责任。当时，新疆划为迪化、喀什、伊犁3个大区，由二军、六军和五军党委分别兼喀什、迪化和伊犁区党委的工作。此后，新疆军区陆续抽调干部初步组建了全疆3个大区党委、10个地委、80个县委机构和500多个区委，重新任命了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同时还废除了千户长、百户长等封建制度。自上而下地初步建立了专区、县（市）和区、乡人民政府，使政权产生了质的变化，成为真正的人民政权。
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我兼任文教委员会主任，郁文和伊不拉音·吐尔地、安尼瓦尔·汗巴巴两位少数民族干部为副主任；同时，我还兼任外事委员会主任，刘护平、舒慕同为副主任。这个时期，我的职务很多，大致有七八个，除了新疆分局常委、分局秘书长、分局宣传部部长、研究室主任、外事处处长、省政府文教委和外事委主任外，还兼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新疆日报社社长、广播电台台长等。虽然很多是挂名的，但终究不能一点都不过问。当然，我的工作重点还是在新疆分局。
（三）发展第一批党员
我们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建立以后，从组织工作上讲，下一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发展和壮大革命队伍。王震十分重视这件事，强调首先要做好发展新疆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的入党工作。他提出，由于抗战时期我们党在新疆开展工作多年，在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政策，以及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过程中，影响、教育和培养出一批有一定觉悟的骨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可以有步骤地、分批地吸收他们入党。新疆分局成立后，他又指出，无论在三区还是七区的干部中，都有一批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这些人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经历了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因此，可以采取“破格”的办法吸收他们入党。他所说的“破格”，一是不要候补期；二是入党后可以直接进入党政的各级领导机构。
王震提出的这个颇有胆略的意见，报告中央后，很快得到了同意。新疆分局决定，这项工作先从分局开始，然后是几个区党委，再后是地委、县委，都要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加入到党内来。王震从伊犁回到迪化后又提出，对有入党要求的民族领袖，我们要尽快吸收，尽快办手续，最好赶在1949年年底把手续办完，这样，他们就能够多一年党龄。王震让我提供了一个名单。这样，经过紧张的工作，我们终于在1949年年底前，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吸收了包尔汉、赛福鼎等15人为第一批党员。他们当中既有维吾尔、哈萨克、汉、蒙古等新疆人口较多的民族，也有锡伯、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新疆人口较少的民族。包尔汉由王震和徐立清介绍入党，赛福鼎由王震和我介绍入党。赛福鼎在新疆和平解放后不久，就在北京向毛主席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毛主席很快于10月23日做出批示：“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他们入党以后，没有候补期，随后经西北局批准，包、赛成为分局委员，参与了分局的领导工作。
1949年12月30日，新疆分局为包尔汉、赛福鼎等新入党的同志在分局西大楼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王震亲自带领新党员宣读了入党誓词，并作了重要讲话。第一批发展的党员成为当时新疆的骨干力量，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改编起义部队
1950年春，在王震的领导下，抽调大批干部，开展了整编和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作。新疆起义部队的人数很多，达八万之众，整编改造他们至为重要。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党委派李铨、张仲瀚等一批优秀干部到起义部队中工作。他们去了以后，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处处以身作则，把我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带到起义部队，深入进行了路线、方针、宗旨的教育，发动起义官兵，开展了诉苦、民主运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等人民军队的一整套制度。经过党的教育，起义官兵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上完全站到了人民一边。
1950年9月25日，在新疆和平解放一周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授予这支由起义官兵整编而来的部队“八一”军旗，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由陶峙岳任兵团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正式编入我军序列。
应该指出，在对新疆起义部队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张治中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他对起义官兵所作《怎样改造？》的长篇讲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个讲话中，他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思想变化，对起义部队改造的必要性和如何改造，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在起义部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改造，新疆起义部队发生了质的变化，改变了旧的思想、旧的制度、旧的作风，建立了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作风，开始成为保卫和建设新疆的重要力量。后来，22兵团整建制地留在新疆就地转业，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部分，一直坚持到今天，这在全国都是唯一的一个。陶峙岳这个人不仅为和平解放新疆立了功，在和平建设方面，在全国所有起义将领里也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人，不要忘记他为解放、建设和保卫新疆做出的贡献。
（五）大办干部训练班
1949年11月14日，毛主席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发出了指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要求新疆在三年内培养出一万名左右既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新疆分局立即着手开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王震亲自任分局干校的校长，让我抓日常工作。学员主要从少数民族中招收，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民族观和宗教观等教育，消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影响，培养各族人民的革命干部。分局办的第一期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于1950年4月初开学。王震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他把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比喻为“制造人民干部的工厂”。
这次兴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不仅新疆分局办，区党委、地委、县委各级都要办，军队、机关团体、各行各业都要大办，时间长短不一。计划安排是：分局办的每期招收1000人，训练期为一年；区党委办的每期招收300~500人，训练期为四个月至半年；地委办的每期招收100~150人，训练期为2~3个月；县委办的每期30~50人，时间一个半月。按此计划，就能完成毛主席提出的三年培养一万名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务。果然，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的民族干部已达到3600多人。在办干训班的过程中，我经常到班上讲课，和大家一起学习。讲课的主要内容是讲党的历史、党的性质和宗旨以及如何尽快地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才能。
当时，为了满足建立地方党委和地方政权的需要，急需补充大量的干部。干部的来源一方面是从进疆人民解放军中抽调，另一方面则是从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中提拔。这些同志在斗争中成长，在实践中锻炼，表现好的则被吸收入党入团。就这样，我们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就成长起来了，这是新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经过训练班培养的民族干部，成为在各条战线上积极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的骨干。为了使新疆无产阶级迅速成长，使我们党在新疆有阶级基础，使我们的新疆少数民族干部有不竭的源泉，王震认为光大办干部训练班还不够，还要大办工业，让新疆少数民族尽快拥有自己的工人队伍。我很赞同和支持他的这一主张。从今天来看，在新疆大办工业，让尽可能多的新疆少数民族同胞进工厂上班，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意义。
有件事值得一提。1950年7月，我从北京开会回来，带回一份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征求新疆方面的意见。在伊宁召开的51人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在极少数坏人煽动下，许多不了解我们党的政策的参会人员反对这个草案，说起码要像苏联一样，在新疆搞加盟共和国，最差也要搞自治共和国，人民解放军撤回关内去。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新疆分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对这种错误言论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深入批评。经过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同党站在一个立场上，用刚刚学习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分析批判这些错误主张，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从而使扩大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良好效果，保证了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酝酿工作顺利健康地进行。
（六）剿灭顽匪
1950年3月，乌斯满同尧乐博斯相勾结，纠集反动势力和散兵游勇6000余人，发动武装叛乱。他们裹胁了草原上的一些哈萨克部落，袭击我人民解放军，围攻城镇，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并企图攻占哈密和迪化。叛乱发生后，苏联同志曾向王震提出，愿意支援人民解放军剿匪，但王震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答复苏联同志：请你们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我们有把握在短期内平息叛乱。
在王震为首的新疆军区的领导下，驻疆人民解放军对乌斯满匪帮采取了猛打猛追和坚决消灭的方针。与此同时，根据被裹胁参加叛乱的哈萨克部落的实际情况，王震还制定了积极争取、分化瓦解的政策。采取这些政策后，被裹胁的绝大部分群众，包括一些部落的头头，很快返回了自己的家乡。乌斯满被彻底孤立，只剩下几百人，逃到了山区。1951年2月19日，在甘肃、青海两省交界的祁连山海子地区，我军骑兵大队活捉了乌斯满。不久以后，就在迪化公审枪决了这个匪首。至1952年10月，人民解放军在新疆全境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豢养的反革命力量，巩固了地方的社会治安，巩固了祖国的神圣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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