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目光仍聚焦在叙利亚、伊拉克内部局势，以及欧洲所面临的难民危机时，殊不见“伊斯兰国”（ISIS）已逐渐加快了东扩步伐，悄悄将南亚、东南亚国家纳入其版图范围内，作为新的扩张目标。近段时间以来，土耳其、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接连曝出消息，ISIS在这几国计划或已成功实施恐怖活动。
俄罗斯战机空袭叙利亚后，浓烟升起
然而，比ISIS肆意扩散更应当引以为惧的或还在于，伴随ISIS在全球范围蔓延，各国国内原有极端主义势力也深受“鼓舞”，同时亦引发其他国内问题集中爆发。这样一种现实下，当各国为应对极端势力，率先采取收紧政策，更试图通过加强国内社会治安、言论管控等等举措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处理不当或也将在某种程度上引发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回潮”。
ISIS外溢效应频现
众所周知，ISIS通晓新媒体和网络，擅长通过社交媒体招兵买马，且效果十分明显。借由网络跨越边界，其已将影响力扩展到世界各国，伊斯兰极端思想也在向全球渗透，伊斯兰世界甚至许多西方国家的年轻人纷纷前往伊拉克、叙利亚参加所谓的“圣战”。不过，这恐怕并非是最可怕的，就当前现实来观，ISIS的外溢效应越发开始显现。
一方面，ISIS加强了恐怖活动的输出。无论是1月14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连环恐袭，抑或近日菲律宾四个极端组织联合起来并宣布在棉兰老岛设立ISIS的“哈里发国”的一个省。还是2015年中旬，法国、突尼斯和科威特相继遭遇恐怖袭击，造成6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一系列恐怖活动背后都可清晰看到ISIS的身影。而在另外一方面，除ISIS本身及其追随者频频发动恐袭外，其它恐怖组织、极端势力也似乎受到ISIS的鼓动，本土极端主义势力抬头正成为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窘境。
继去年11月份基地组织“死忠”——“恐怖独眼”策划、并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丽笙蓝标酒店发动恐袭后，1月15日非洲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首都瓦加杜古市一间酒店遭袭几个小时后，“基地组织”非洲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亦发布声明称宣称对袭击负责。而与基地组织活动愈趋频繁相似的还有，西非方面打击博科圣地的行动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一恐怖主义组织仍再继续调整战术，不仅对尼日利亚，而且对尼日尔、乍得和喀麦隆的平民也在发动不加区分的攻击，更越来越多地使用男孩儿和女孩儿进行自杀式袭击。
当然，蠢蠢欲动的绝不仅仅只有恐怖组织，包括民族分离势力在内的其它活动在一些国家内部也愈加猖狂。其中，以中国新疆为代表的暴力恐怖活动近来尤其频发，“疆独”等分裂势力抬头，并与恐怖势力的渗透相互勾结，对中国的边疆稳定构成了非常重大的威胁。
各国应对恐引民主回潮
ISIS恐怖活动频频，将“圣战”思想和经验带回本国传播扩散，日益威胁着多国安全与稳定。相较于此，各国国内原有极端势力受到鼓舞、愈发蠢蠢欲动，以及各国政府为应对此，加强权力的集中，或许更存在“风险”。
如果说，从“阿拉伯之春”算起，2011 至2013年分别是中东的“政权更替期”“民主转型期”和“转型异化期”，那么自2014年初以来的各种迹象则表明，伴随ISIS将整个中东乃至世界都搅得沸反盈天，以及国内极端势力兴起，这一地区的多国正陆续再现军人政治回潮，“强人政治”模式也开始重回政治舞台。
放眼中东，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Mohammed Morsi）下台后，军界强人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上台，并开始推行加强版的权威主义。不仅宣布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还果断取消了历届政府均不敢触碰的燃料和大饼补贴，更于2014年12月公开宣布“革命”对象——被指控“杀害示威者”的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Mohammed Hosni Mubarak）无罪，穆尔西则代之被投入牢狱。之于土耳其，尽管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上台被认为是结束了军人独裁，可是他所持的“新奥斯曼之梦”，并没有让他选择一条温和的执政道路，埃尔多安作为强硬派领袖为世界普遍认同。而在叙利亚，曾被许为“萨达姆第二”的阿萨德政权也在狂风暴雨当中维持了暂时的稳定。
虽然这些国家仍维持了第三波乃至于第四波民主化过程当中制定的制度框架，但新的“独裁者”、“强硬派”纷纷再度登台，在相当程度上或也代表了这些国家民主化“重形式轻内容”，甚至于步入民主化的国家无法巩固其民主化成果，而渐次出现了“民主倒退”、“专制回潮”。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东之外，世界各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各国似乎都更加倾向于让“强硬者”来领导国家。除俄罗斯总统、“强人”普京（Vladimir Putin）的民调支持率一再创下新高外。即便是美国，诸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这样的“强硬派”的民众支持率也是屡屡拔得头筹。
尽管《现代化的政治》一书的作者、美国政治学家阿普特（David Apter）曾为政治强人描绘了生命的轨迹：“发展中国家‘英雄式’的领导人将权力个人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有一天这一荣耀破灭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最终的下场”。与此同时，历史的轮回似乎也能够证实这样一种观点确实有可取之处。但就国家构建的历史来看，强人政治仍是国家构建中难以跨越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泛滥的今天，对于饱受此困扰的诸国国家而言，强人政治或许更能为其提供一项至关重要的公共品——政治秩序，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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