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后来所说的人生“第一落”，撤销县委书记的确是真，但除了不到10天担任南村巡视员，其余时间职务不降反升，依次担任省委宣传部长、总政治部秘书长、《红星》报主编、中共中央秘书长。其实，邓小平真正的“第一落”是早两年，也就是1931年初从红七军、红八军的政委、前委书记被一撸到底，直线降为普通一员，如果不到10天的南村巡视员一定要算“一落”，那么1931年初被一撸到底的这一次，则是邓小平一生中的“第四落”，就其人生而言，实际也是真正的“第一落”。
1929年，邓小平成立前敌委员会，决定发动百色起义。但在起义前夕，邓接到电报回上海
一、第四“落”实际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落”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要人卡达尔时说：“我是‘三落三起’。”这就是闻名遐迩，各种书刊铺天盖地敷陈的“三落三起”由来。早在8年前的1979年1月，再度重新出山的他便对美国总统卡特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但没有1987年这一次明确。
邓小平所说的“三落”，是指他一生中三次被罢官。
第一落是1932年11月位于游击区的寻乌县城被国民党军攻占，第二年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指责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的党、团组织犯“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错误，担任江西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与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一起受到批判，被撤销了县委书记一职。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事件。
第二落是1966年11月12日，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除保留了党籍外，事实上停止了一切职务。
第三落是1976年4月7日，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这三次被罢官，后两次事实俱在，毫无疑义，而第一次从历史事实看，很有些勉强。或者说，邓小平这一次谈不上被罢官。相反，他在博古（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依然掌控局面情况下还不断升职。
1933年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事件中，令人费解的是，四个人中，毛泽覃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是毛泽东之弟；谢维俊为红军独立5师师长，是毛泽东的前秘书；古柏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重要人物；只有邓小平时任县委书记，职务最低，而且与毛泽东并无交往（仅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见过面，邓时为记录员），也并无明确支持毛泽东的出格言行，但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指导的江西省委排挤、打击毛泽东，却将邓小平列名四人中第一位，使之因祸得福，为后来毛泽东复出，将邓小平视为与自己一同落难的人，迅速予以提拔重用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后来据此称邓小平为“毛派的头子”（非“左”倾领导人命名），遵义会议复出后，在古柏、毛泽覃、谢维俊1935年左右先后殉职的情况下，他相继任命邓小平为林彪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129师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与红四军“七大”上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林彪一文一武，最受毛泽东信任。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又任命其为总书记，与林彪一起进入接班人的第二梯队。“文革”中，“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等其他要员非死即伤，而邓小平两次被毛泽东打倒，却依然被保留党籍，悠然世外，毫发无损。
但1933年的邓小平尽管名列“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首位，处理却最轻。
他在这一次事件中被当时江西省委处理的结果是，撤销县委书记一职，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不久，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一职被撤销，下派到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当巡视员，但不到10天，又以怕出问题为由将其重新调回省委。随后，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又担任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直到参加长征。博古继续掌权、毛泽东复出的遵义会议之前，邓小平调离《红星报》后已经担任中央秘书长（最后一个履历为邓小平自己回忆，史学界存疑）。
也就是说，邓小平后来所说的人生“第一落”，撤销县委书记的确是真，但除了不到10天担任南村巡视员，其余时间职务不降反升，依次担任省委宣传部长、总政治部秘书长、《红星》报主编、中央秘书长。官场上如果有这种“处理”，恐怕人人不悲反喜，日夜渴求。因此，将“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事件中的邓小平，与真正落难的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三个人等同对待（古柏、毛泽覃未获准参加长征，不久殉职，谢维俊遵义会议前一直“白身”），看成是邓小平人生的“第一落”，很难自圆其说。
其实，邓小平真正的“第一落”是早两年，也就是1931年初从红七军、红八军的政委、前委书记被一撸到底，直线降为普通一员，如同1928年他从普通一员直线升职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履历为邓小平自己回忆，但史学界存疑，有说法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秘书长则为大名鼎鼎的李立三，见《邓小平研究述评》），1930年2月又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直线升职为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前委书记一样。
如果不到10天的南村巡视员一定要算“一落”，那么1931年初被一撸到底的这一次，则是邓小平一生中的“第四落”，就其人生而言，实际也是真正的“第一落”。
二、第四“落”即真正意义上第一“落”的缘起
1929年上半年，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大战，原李宗仁、白崇禧部将俞作柏与李明瑞被蒋介石收买，临阵倒戈，回师广西南宁。不过，他们尽管反李宗仁、白崇禧，其实也想反蒋介石。因担心独木难支，他们希望和中共合作，随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这一请求。
这给了邓小平人生的一次重大机会。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随即安排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熟人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
1929年8月，邓小平从中共中央驻地上海赶到南宁。此后不久，他两次中途离开广西返回上海。
第一次1929年12月11日著名的百色起义（即右江暴动）爆发前夕，邓小平已于11月中旬离开广西前往上海（邓小平自己回忆是1929年10月中旬离开）。当时，他从上海发来电报中，获悉怀孕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即将临盆，便要求回上海汇报工作。
此时，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中央交通龚饮冰刚刚离开，百色暴动在即又急需领导人，因此，前委多数人认为邓小平离开不妥，但苦留不住。后来中共中央来电予以阻止，但邓小平已经离开。红七军前委书记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说：
“平兄（即邓小平）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
邓小平离开后，广东省委指示陈豪人，若邓小平已经回上海汇报工作，由陈豪人担任前委书记，主持起义工作，张云逸为前委常委。
邓小平千里迢迢赶到张锡瑗所在的上海宝隆医院后不久，张锡瑗顺利生产，但不幸得了产褥热去世，孩子也随之夭亡。
这一段时间，陈豪人、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成功爆发，成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以前委书记身份兼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未设政委一职），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第一、二、三纵队队长。军部设在百色粤东会馆，前委和政治部设在清风楼。同时，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也随之成立，雷经天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也就是说，因此时邓小平人在上海，没有在红七军担任任何职务。电影和电视剧《百色起义》里，邓小平身着军装、扎着红领带站在台上向起义将士和群众讲话（实际讲话人为红七军前委书记陈豪人，邓小平远在上海），可谓几近不负责任地胡编乱造，随意因人而改变真实历史。
令人奇怪的是，影片《百色起义》还能获得1990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奖、获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剪接提名奖、第一届中国电影节奖、广播电影电视部1990年优秀影片奖、首届全国电影制片厂优秀摄制组奖等多项大奖，可谓全面“丰收”，戏里戏外，演员与被演，皆大欢喜。
1930年1月，陈豪人以红七军前委书记的身份，写出《七军前委报告》，上报给中共中央，详细说明了通过士兵运动掌握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以及进驻右江后采取的政策、策略。
1930年2月1日，在红七军前委（即中共广西前委）书记陈豪人的具体指导下，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李明瑞等人又组织了广西另一个重要起义——龙州暴动，组建了红八军。军长为俞作豫，何世昌为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此时依然未设政委一职。
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两个月及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30年2月7日，邓小平经军委书记周恩来再度委派，从上海回到龙州，4月5日抵达东兰武篆。5月中旬，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从贵州回到河池，邓小平赶到河池与他们见上面。
2月下旬，邓小平被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任命为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参见陈欣德：《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两军的总指挥则为李明瑞。
同时担任红七军、红八军两个军的政委，是邓小平人生的“第一起”，是一段十分重要的资历。
此时，已经在井冈山战斗两年之久的林彪还仅仅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四个月后才担任红四军军长；赫赫威名的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也仅为湘西红四军军长（与井冈山红四军有别），5个月后才担任由红四军与红六军合编的红二军团总指挥；与邓小平平级，同时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的李明瑞，则是早已成名的北伐虎将，曾任李宗仁麾下国民革命军第7军副军长。
邓小平就任红七军、红八军两个军政委时，由于执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红七军奉命攻打南宁失败，刚退回百色；龙州起义则在国民党四个团进攻下也归于失败，红八军被打散。
红八军余部前往百色，并入了红七军，从此红八军番号取消。经中央批准，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
但地处百色地区的红七军处境日趋艰难。1930年11月，中央指示红七军离开广西，沿湘桂边界前进，打算北上江西进入朱德、毛泽东所在的中央苏区，整个行程约一万二千里，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小长征，其中的艰难险阻自不待言。
国民党调集重兵，一路堵截，红七军损失惨重，进入广东境内后，红七军由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
不久，红七军在广东韶关、乐昌之间渡河时，突遭国民党重兵截击，红七军被截为两段，已经过河的红七军主力在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下，进入江西崇义地区；军长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另一部被堵截在河的另一边，寻找渡河时机。
几天后，邓小平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洽，不想上饶方面的国民党军对崇义突然发起猛攻。情况紧急，红七军主力边打边撤，并急切等待着邓小平返回。
此时，邓小平已回到离崇义二十里的一个山顶上，听到了前方的枪声。他写了一封短信给红七军，说知道部队在撤退，赶不上，所以不赶了。随后，他补充说，接到中央的指示，要他回上海去汇报工作。
信送走后，邓小平换上便服，辗转经香港前往上海。这是他第二次返回上海，从此永远离开了红七军。他给中央汇报的结果如何，至今扑朔迷离，没有只言片语档案文字记载。中央也没有因此对红七军发来任何指示。
环境险恶之下的生死存亡之际，红七军的最高领导人——前委书记遽然离队，对部队的军心影响自然不小。红七军将士们也一直有质疑：当时电台不在外出办事的邓小平处，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中央的指示如何能准确传达到当时并不在红七军的邓小平本人？此后，在1934年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整风、中共七大上，红七军老战士不断对邓小平的离队提出质疑，但均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1968年6月至7月，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撰写的《我的自述》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说明：
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他还检讨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1972年8月2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又检讨说：“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邓小平前往上海后，红七军被分割的两支队伍，在最高领导人离队，又无中央指示的情况下，由张云逸、李明瑞指挥，依然各自为战，经过8个月的苦战，最终脱离险境，于1931年7月先后到达江西于都，进入了中央苏区。
中央高度评价红七军的到来，称之为“千里来龙”。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予以表彰。
与此同时，中央任命葛耀山为红七军新的政委，事实上取消了邓小平的政委职务。这一年11月，葛耀山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千里转战、和李明瑞一起使红七军血脉得以保存的军长张云逸，因其功勋卓著，也被提拔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参谋长为叶剑英），后来又相继就任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与之有天壤之别的是，1931年初，邓小平长途跋涉抵达上海，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取消邓小平红七军政委一职后，没有给他安排任何职务，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004年第七期《百年潮》的《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一文指出：“在上海，王明中央就冷落了他半年。”
也就是说，邓小平从红七军、红八军政委重新成为普通一员，实际被“罢官”了。这是他人生真正的“第一落”，其落差远大于后来不到10天的从县委书记降为村干部；其时间也长久得多，后来直到1936年5月，毛泽东率驻陕北的红一方面东征结束，任命邓小平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职务才大体与这一两军的政委相当。但因为不能给人生“增光添彩”，也不便打令人同情的“悲情牌”，各种图解的书刊一直讳莫如深。
王明等人之前与邓小平并无交往，邓小平自然也没有理由“我对王明向无好感”（邓小平1968年给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王明等人之所以没有给邓小平安排职务，红七军的中途离队经历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缘故。后来博古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还于1933年对邓小平离队一事进行正式审查，令其写了书面报告。但因战争环境，审查最终没有结果。唯一的两位证人李明瑞、许卓也分别于1931年10月、1934年2月牺牲。
三、第一“落”之后的第二“起”
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获准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但依然未被安排任何职务。
8月初，邓小平在红七军部队到达中央苏区一个月后，经广东、福建抵达赣南的苏区大后方瑞金。时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兼红军赣东独立师政委的谢维俊和刚从上海来的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余泽鸿也到了瑞金。在和上级没有联系的情况下，他们推举邓小平为瑞金县委书记，也就是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所回忆的：“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邓注：“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
这一中共组织内由别人推举而非上级任命的特例，直到1932年冬，江西省委书记、也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老熟人李富春将其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的职务才取得组织的正式承认。
这县委书记一职，与此前红七军新政委葛耀山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七军原军长张云逸升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但毕竟是邓小平人生中实际上的第二“起”。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