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呼格案追责结果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用这句一千多年前的诗句来形容万民关注的呼格案后续处理结果，真是太恰当不过了。

2016年1月31日，对呼格吉勒图错案负有责任的27人被有关机关和部门进行了追责，这些办案人员绝大多数被处以党内警告、严重警告与行政记过、记大过处分（唯一例外，是时任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另案处理）。至此，从案发到现在20年，从冤案浮出水面（2005年12月16日，《内蒙古法制报》报道了“4•9女尸案”的后续和经过，指出真正凶手应为赵志红而非呼格吉勒图），到现在的公布调查处理结果也经历了十年有余，而对比呼案从案发到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仅用了62天，相比对一个生命的草率灭杀，纠正我们对冤案的处理，追究肇事者责任的过程无疑是“谨慎”多了，这也可算一个“进步”了吧。

我们再来看看媒体公布的处理结果，这在上文已有概括，不再详述，但提醒注意的是：我找到的一个较为详细的权威报道是新华网的（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6-02/01/c_128688928.htm----再详细的，恕我愚笨，找不到----公开媒体仅此而已），里面只提供了责任人的姓名、时任职务、所获处分----称得上是行文简洁，惜墨如“白金”了。还能再说得简单点吗？作为一个公民，我更关心的是：这个案子是怎样一步一步制造出来的，每个关键环节都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具体责任人在每个环节都作了些什么，给他们的定罪，实事依据与法律依据都是什么・・・・・・难道这不是我们更应该从中汲取的教训吗？难道这不是我们走上依法治国路上最醒目的红灯吗？就是说，我为一个公民（尽管这个词我都觉得有点拗口），我们对这个冤案的产生过程比对责任人的处理要关注的多。相比之下，这与我们媒体报道一般案情的套路有些不一致。

总之，仅仅从这个处理结果的披露形式上，我们也处处能嗅到浓烈的文过饰非的气味。

那么，对这个案子处理结果为什么这么“千呼万唤始出来”，并且即使出来了，却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呢？

因为，从根本上说，纠正这个冤案，是被动的，是不得已而为之。

首先，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不同，中国的国家政体决定它必须维护国家司法行政的正确性，为此，不惜牺牲一些在其他社会人们普遍看重的一些东西，比如部分私有财产权，部分言论自由，自由迁徙权等等，这里面就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甚至有些人的生命权，这个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但很不幸，呼格吉勒图就恰恰遭遇了这些，还有许多人们都与他命运相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并且，可以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呼格吉勒图。不然，这个是冤案，那个也是冤案，还有多少是冤案・・・・・・很可怕。而为了平息民愤，也是为了让民众对司法不公的义愤有一个减压阀，呼格案的平反和事后的追责都是必须的，但是，只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其次，司法的独立是杜绝冤假错案的必要条件。法律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总调度室，它必须有自己独立行使的必要保障，所以才有了“裁判上独立”和“制度上独立”，所以在西方才有了陪审团制度，美国才有了连总统也奈何不得的九个终身制大法官，香港才有了连任何人都可进行调查的廉政公署・・・・・・现阶段，中国的司法独立性很不充分，政府权力（甚至是个人意志）主导司法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两根指挥棒的状态，必然导致司法依据的分歧，进而造成司法行为的混乱与矛盾，只有有了独立的司法审判权，才能在法律的领域内按照刑事诉讼法办案，按照其他法律判案。

第三，正因为司法不独立，追责牵涉面太广。太多的因素掺杂进司法领域，影响判决的进程，因此对于错误判决，追责很难----一是不可能全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是很难分清责任的轻重，比如，一个电话，一个条子，我们都知道其作用往往比法律条文大得多，但哪个法官能说“我判的那个案子，是根据某某条子”？再说了，这些往往都是私下交易，哪能留下证据？即使有证据，那也肯定是“依法判案，严格执法，不得偏私”之类言外之意无边的东西，你能去追言外之意的责么？

第四，中国司法从业人员的道德感与责任心，不能为严格保障公民权益，一切依法办案提供必要的保障。社会道德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这里无需多说，但在司法领域的表现，却绝不应忽视，对于司法公正的破坏，更绝不能低估。但它的解决，依赖于社会的进步与人性的回归，这是个社会问题，表现于全社会，其解决也必须依赖全社会，绝不是搞个什么运动觉能解决的（尽管我们一直在搞，那只是表示：“我们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