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月2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深改组第二十一次会议，指出抓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责任，定义了促进派和实干家，并且表示对在改革中敷衍塞责、拖延扯皮等六种情况要进行问责。
习近平称，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敢于担当的就是促进派，把改革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干出成效的就是实干家。
对于改革推进中，敷衍塞责、拖延扯皮、屡推不动的，对重视不够、研究甚少、贯彻乏力的，要进行问责。
上次召开深改组会议是1月11日，从2014年初到现在，两年多时间深改组开了二十一次会，频率不可谓不高，一则说明中国对改革寄力之深，再则也凸显出，长期积弊之下，中国改革面临着怎样繁复的难题。
此番会议听取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公安改革、督察机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情况汇报。
谈到问责时，则明确了六种情形，分别为敷衍塞责、拖延扯皮、屡推不动、重视不够、研究甚少、贯彻乏力。
改革说到底是人的改革
此前习近平调研官媒，被外界广泛解读为将对宣传系统进行改革的信号，而从事后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这六种情形绝不只单单出现在改革过程中，而是牢牢附在当下中国官场乃至于民间的行事方法和思维，有样学样，陋习在人们的默认中得到传播。
事实上，所谓的促进派或者是实干家，其本质不也正是这六种情形的反对吗。
有文章便表示，中国官场似乎已经形成一种丑陋的默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上边交代的事情，研讨会、学习会、传达会不妨尽量多开些，会上的感想不妨痛心疾首、不妨华丽煽情、不妨自我批评，但真正用了几分力在实事上，多也是嘴动手不动，推一步走一步。
这是官场缺少汰换带来的惰性，是官场缺少监督带来的陋习，这种本质上的行政厚黑学被包上成功学的外衣，在上下心照不宣、耳目交接中蔓延生长。
可以说，这种惰性是当今中国各种社会病，各种官场病最根本的病源之一，不能从根上杜绝，纵然顶层设计多么美好，下面照旧民怨丛生。
于是，习近平特意点明促进派和实干家的定义，就有了更为深层的含义。不做事大概不出三种样式，不想做事、不能做事、不敢做事，不想是为无动力，不能是为无能力，不敢是为无魄力。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