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这个帽子，对文革时被打倒的多数干部来说大概不冤枉。
文革前这几年，为了恢复生产，农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往回退的。从公社所有和吃大食堂退到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是所有制的倒退，基本上回到了个体经济。
工业上虽然说所有制没变，但是搞了利润挂帅，奖金挂帅，都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策略。教育上玩分数第一。文艺界搞自由创作，写中间人物。总之一切都尽量往回走。当然，这一切都是少奇和小平领着弄的。他们觉得58年搞的那些步子太大了。社会适应不了。要退回来重新走必经的阶段。因此，说干部走资没什么错。但说他们反党就错了。他们办事都是中央给的方针。他们当然得照办。所以，应该说他们不是反党，是拥护党。说他们反主席，则也许有些道理。因为主席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其具体表现，就是坚决贯彻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这在当时确实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经济制度。
文革后，从生产关系上还真实现了主席预料的“资本主义复辟”。生产关系更往回退了。个体经济的比例更大了。最近的统计数字，说明中国私有经济的成分，已经在70%以上。
俺对“走资派”的兴趣，不在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在他们的政治能力。考查他们在文革中的动作，俺觉得只能说他们是一个政治上异常成熟的阶层，确实具备了统治中国的能力。
文革开始时的局面，是主席准备大换血。他和群众，特别是受到“走资派”压迫的那部分群众，以及天真幼稚的学生，结成了同盟军，自上而下地打倒“走资派”。确实形成了声势。从当时的大字报来看，群众对“走资派”的揭发是全面的，深入的。比如，揭发彭真时，指出他家三十五间房子，用了十二个电扇。揭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猎取过很多小护士。又揭发贺龙喜欢吃小狗。这样的细节都揭发出来，可见连“走资派”身边的人都发动起来了。
“走资派”假如不作为，那就是任人宰割。假如激烈反抗，那会遭到迎头痛击。二月逆流陈毅等人拍案而起，被主席痛扁就是例子。他们也可以热烈拥护文革，但那等同于自杀。总之，任谁处在那个局面下，都很难选择正确的应对方法。但是“走资派”居然成功地扭转了乾坤。
他们的办法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指使支持自己的基本群众打出造反派的旗号，反对造反派。造成全面的内战，在大乱中保住自己。
各地“走资派”多年经营，手下当然都有一批红人和干将。这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层干部，总之“走资派”政治上不孤立，身边有势力，有一个利益集团。假如他倒了，这个集团自然也受损。因此，这个集团中的人很容易被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对抗要打倒“走资派”的造反派。
主席支持的造反派当然不软。但是总体素质上还是不如“走资派”支持的红人集团。原因很简单，红人在文革前之所以受重视或者被提拔，当然要么是因为忠诚，要么是因为能力强，要么因为出身硬，要么是因为文化高，总之必须素质好。而主席那边的人，除了天真烂漫的学生，多为怨气特大的，文革前不得烟抽的主。这些人当然有素质上的毛病，也就是湖南人所说的痞子。其中，有个人历史问题者为数也不少。这在两派斗争中，特别容易受伤。
所以两派一斗，真正的造反派往往成了少数派。偷着乐的则是“走资派”。典型的对局出现在武汉。“红人集团”的队伍起名百万雄师。“痞子集团”的队伍号称工总，完全寡不敌众。到最后，居然处于受迫害的位置。
这种情况绝不限于武汉，各地都出现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两派。打个不可开交。主席甚为头疼！当然激进派也不是傻瓜。文革小组的人很快就看出凡是两派大打出手的地方，背后都有“走资派”的影子。问题是中央文革多为一些从政经验很弱的书生，没有控制局面的实际能力，也缺乏控制局面的政治资本。因此，各地局面一时失控，各个“走资派”，都得到了相当的喘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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