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1日，上海犹太纪念馆，一位市民正在拍摄犹太难民纪念馆动态还原虹口犹太人居住区历史情况。 澎湃新闻记者 高征 资料
因为流浪，意大利威尼斯和中国上海成了对犹太人有特殊意义的两座城市。
1516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隔离区建立。1943年，侵华日军在虹口提篮桥地区设立“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这个被难民们称为“犹太隔都”的居住区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犹太人隔离区。
2016年2月25日，犹太人隔离区建立500周年之际，意大利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为了纪念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犹太人居住区，联合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共同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共有来自意大利、奥地利、法国、德国、波兰、荷兰、葡萄牙、瑞典、斯洛文尼亚、以色列、哥伦比亚的11个国家驻沪领馆官员出席。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会议上获悉，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的肖·巴茨教授和上海社科院的王健研究员分别进行了学术演讲，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讲述了犹太人隔离区在威尼斯和上海两地不同的历史演变，探讨隔离区对于当地的历史影响以及在当下这个全球化时代所孕育的可能。
威尼斯隔都：犹太人的精神圣地
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高香致辞。 图片来自国际在线
肖·巴茨在现场讲述了犹太人隔离区设立的历史背景。早在11世纪初就有犹太人居住在了意大利威尼斯。随着城市内允许居住和禁止居住规定的不断变化，犹太人形成了数量可观的一个团体。在当时，威尼斯不仅是美丽的旅游胜地，同时也是充满骄傲的大都会、独立的共和国。
为了管理城中的犹太人，意大利共和国政府于1516年3月29日颁布了法令，犹太人需集中居住。隔离区所在的地方原本是铸造厂，威尼斯语称之为“geti”，而来自中东欧的当地犹太人则把这个词念为“gheto”。自此，当地的犹太人有了容身和栖息之地，威尼斯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隔都”。
肖·巴茨还特别提出这个时期犹太人隔离区存在的“有趣悖论”。当时的威尼斯执政者对隔都做了许多限制：譬如夜晚不得外出、白天出行时需佩戴黄色标示等。但即便在严格的限制下，隔都的经济、社会生活仍然十分繁荣，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活力的社会文化大都会。所以说，此时的隔都虽然处在一个隔离状态，但也是一个文化传播的中心。
以1797年拿破仑的军队到达威尼斯捣毁隔都大门为始，一直到纳粹上台推行种族政策为止，肖·巴茨把这段时期称作为解放的年代，同时所谓“隔都”的概念也慢慢被人淡忘。
但是，上台后的纳粹开始鼓吹“犹太人敌对论”，犹太人饱受迫害和歧视。二战结束后，许多遭到迫害流亡的犹太人也陆续回到隔都，举行纪念活动。而在意大利，最初的隔都也成为了颇为著名的纪念地。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是不是只活在缅怀和回忆当中？如果要着眼于未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肖·巴茨认为，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富有全球意义的新阶段。隔都已经成为犹太人的精神和纪念中心。但是除了继续把隔都作为犹太人的精神圣地，它还应该发挥对全世界非犹太人更大的作用。
上海：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现场观众席。
图片来自国际在线
如果说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隔离区，那么上海虹口提篮桥地区设立的“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犹太人隔离区。
在当日的会议上，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健讲述了虹口隔都与上海文化之间的影响。
他说，1843年上海开埠后，前后有两批犹太人来到上海。最早的是来自印度的塞法迪犹太人，最多时人数也没超过1000人。20世纪初开始，又有来自俄罗斯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来到上海，最多时达到了3000多人。而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总人数达3万。
上海成为当时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大城市。
当西方文明世界将犹太人拒之门外时，走投无路的犹太人把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作为救命绳索。这时的上海也被称作是“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来到上海之后的犹太难民，并没有完全依靠救助，相反他们勤奋，善于发现商机，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果敢迅速地介入市场以赢取利润，自食其力。
犹太人生活在上海期间，其文化艺术和教育活动也使近代上海的文艺舞台更趋繁荣，也为上海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比如在著名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中，有一半以上的指挥和乐手是犹太人，犹太人导演雅各布•佛莱克夫妇拍摄了《世界儿女》，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执导中国影片的外国导演。除此之外，上海犹太人还为近代上海、乃至全中国引入了一些西方科学文化，介绍了犹太作家的文学作品等。
“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当上海犹太人的文化活动对上海产生影响之时，他们自身也受到当地海派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王健总结道，历史上在上海发生的中犹交往和文化交流，特别是虹口地区在二战期间拯救大量欧洲犹太难民的义举，已经成为上海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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