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划入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有些在教科书中被立为反面教材，遭孩子们唾弃；有些则难以在书中看到，湮没于历史尘埃，阻挡在眼界之外；有些若干年后被平反，然而只是死后的哀荣；有些……他们究竟为何被“反党”呢？
反对毛泽东，你就与“反党集团”不远了
野百合没有春天
中共自上个世纪20年代建党后，党内斗争就一直不断。但第一个被定义为反党集团的则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也不知道这个“团体”是否确实“出道”，有没有定义各自的“担当”。他们中有个人被称之为“反党五人集团头头”，他叫王实味。
1942年2月，中共开始整风运动。1942年3月13日与3月23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以《野百合花》为总标题的四段杂文，对延安生活和等级制度进行讽刺和指责。
不巧的是，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小册子的按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
其他四个人或者由于支持王实味的观点，或者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因此被划成团体“出道”。也难怪，说了中共不想听到的话，还被敌对的国民党拿到把柄，最终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真是“恰当”。
偏离红色文艺的胡风
中共建政后，第一个被冠名的反党集团是高岗饶漱石，不过当时的名字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之后把又把彭德怀、习仲勋纳入“团体”。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不久之后，中共在文艺领域也搞出了一个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的关系密切，并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较之强调阶级性、反对个性的毛泽东文艺路线，鲁迅和胡风的主张更讲求人性、人道和个性。
早在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国防文学”和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的争论，之后，文化界开始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现出与毛泽东等有异的观点。
正是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被中共上升为政治批判，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在党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于是胡风被中共政治定性为反革命并遭受审判。到1956年，共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偏离了红色，被定为“反党”也不奇怪。
三面红旗不能倒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各个领域，如文艺界、新闻出版界、高校、民主党派都出现了反党集团。最著名的莫过于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了。然而熟不知在当时的民盟中央内部，章伯钧为首的当权派与罗隆基为首领的非当权派水火不容，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
可以将党外不同派别人士打成一派，也同样能把自己人划出圈外。1959年的庐山会议，诞生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彭德怀试图在这次会议中纠正毛泽东错误的指导思想，同时为顾及毛泽东面子，会后给毛泽东写信，信中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在小组会中也批评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肯定彭德怀信中指出的问题。张闻天说：“我们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意见。”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意见，很多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三面红旗”的领导方向和总路线。
批评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这算触碰了逆鳞。毛泽东随后召集全体会议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极为严厉的批评，联合其他左派，将这四人定性为“彭德怀反党集团”。
这三个反党集团只是众多反党集团中的较为典型的案例。改革开放之后，许多被中共错划的反党集团都已平反。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中共现如今应该认真反思如何避免历史悲剧再发生，想想，他们为什么会被错划为中共的反党集团？什么才是真正的反党？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