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前的一些人民公社跟大地主刘文彩相比，显然过分了。人民公社公粮率达53%以上，而民国地主刘文彩地租率在30%到40%之间。
刘文彩庄园至今保存完好，并被列入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1959年河南人民公社公粮水平
“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民总产值的7%左右（河南为例），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太多，如河南，竟占百分之二十六，连税收（国家积累）7%，共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公益金、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其中有的有脱产文工团180人之多），共计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这太少了。”——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第61-64页《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9年2月）
评：公粮率达53%以上。毛说的“一个公社”，不是说的“某一个公社”，应该是泛指，不是特指。严格讲，应该有比这好的，也有比这坏的。
毛在《提纲》中也提出了改进的目标和办法：
“1958年积累多了一点。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宣布：1959年的公社积累不超过18%，连同国税，共不超过25%，以定民心，提高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到公社的生产队当社员，每年至少30天，多者45天。一部分下厂矿当工人。”
而在1959年2月27日正式的《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则改为：
“一般来说，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地加以推广。”
评：
1.不设公粮率指标应该是考虑了各地差异，而没了数字限制，各个县和公社又能改进多少？不得而知。
2.文工团、体育队等等在公社里是否有固定收入？如果有，再从生产队里拿些工分，就合适吗？如果没有，如果这些人的收入都来自生产，会有人愿意白白参加活动吗？是否又有补助之类？就是不解散。
3.下放当社员。县级以上干部到生产队参加劳动，能顶半个劳力不？免不了派人陪同、鸡鸭鱼肉招待和接送。日常工作不饱和的，就是闲人，到农村也是个碍手碍脚的货。就是不裁员。
二．来看看大名鼎鼎的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大地主刘文彩的地租水平：
证一：据原“地主庄园陈列馆”馆长吴宏远讲诉，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的安仁一带，租种刘文彩土地的农民每亩需固定支付1石或1石2租金。四川粮食一年两季，刘文彩只收一季大春（5月-9月）作物，即稻谷，小春（10月到次年4月）作物（主要是小麦，也有油菜等）是不收的。
证二：安仁镇民安三队的老贫农李福清讲诉，一年收两季，刘文彩收租只收一季谷子，平均一亩一石，也就是一亩产量的一半，另一季麦子农民全部自得，算起来交租占总收成的30%，也就是三成。
证三：安仁镇一老佃户讲，租不多，一般的都是一石；一亩要打一石七八斗谷子，赚七八斗谷子。
参考：“全川稻谷亩产量，以得益于都江堰的灌溉而土地肥沃的川西成都平原坝田最高，平均每亩产谷上等约2石4斗8升，中等约2石8升，下等约1石6斗5升；”
“全省土地租额仍以川西成都平原坝田最高，因这里大多一年种两季（小春和大春），田的出产量高加之佃户多，每亩平均缴纳谷租1石6斗5升，占亩产量81.07％；”
注：石、斗、升都是容量单位。根据《中华民国度量衡法》（民国18年2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
1石=10斗=100升。1升米约为1.5斤，则1石米约为150斤。
评：若按大春每亩1石七八的产量，剩个七八斗，小春收1石自得，一亩地也就得个255-270斤粮食。五口之家至少也要种五亩地才能勉强维持。
综合看来，刘文彩地租率应在30%到40%之间。这个水平在当时不算最高，可能也不算最低。
三．再看看民国时浙江省义乌县的地租水平：
“据民国35年（1946）至民国37年（1948）期间普济寺租田清册资料：该寺地处今东塘乡，有佃户98户，分布今东塘、楂林、苏溪等乡镇，租田60.3石（折150.75亩），山19块（未计面积），园1块（末计面积），年产粮食42,515斤（即佃户的年收获量），年租金454.42元，按当时3.30元折算稻谷100市斤计，年租折稻谷13,770斤，占佃户年收获量的32.16%。此类地租与宗族的公常租田同类，只是租额高低差异。”地租率为32.16%。
“1929年，中共义乌县委利用国民党“二五减租”这个口号，发动多数地方农民实行“二五减租”。一是原实行分租制的，主产物（稻谷）业主、佃户原则上对半分成，业主应得部分减去25%，即100斤产量，佃户与业主分成比例为62.5∶37.5。”地租率为37.5%。
四．最后看看民国时贫瘠的河南兰考县的地租水平和长工的悲惨生活
“有对半分成或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还有二八分成的形式”
“雇工。即地主、富农雇人为其做工。雇工分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常年给地主干活，地主管吃管住，每年给低廉的工资（一般合粮250公斤左右）；短工，即月工或天工，地主只在农忙时雇用。短工因劳动强度大，工价略高于长工。”
评：贫雇农最差也有少许自家地，可慰薄用，受雇则有另外收入。长工属于最赤贫的农民，吃住都在地主家，一人一年竟也可得500斤左右粮食的报酬，可够另外两人勉强糊口一年。
“长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拥有生产工具，偶有锄头。长工来自那些土地太少，以致劳力有余的家庭。尤其是那些需要钱娶妻的人，他们愿意为别人做几年长工。我没有遇到过一辈子都没有土地的人。”（江苏吴江震泽开弦弓村）——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3月第1版，ISBN7-100-02795-0）第158页。
另：“社会学家杨庆堃C.K.Yang在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一书中以广东某村为例，调查的结果认为地租为收成的43%-50%；经济学家陈正谟统计认为长江中下游六省实物地租率为41%左右。”
结论：
大饥荒前的一些人民公社跟大地主刘文彩相比，显然过分了；跟民国时其他地方的一些地主相比，互有参差。
评：
在积贫积弱的民国，老百姓要养家糊口真是不容易。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生活可能要好些；而在一些土地集约化比较严重的地区，贫苦农民的日子就很难了。
单从经济方面看，作为土地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地主这一群体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有传统文化里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担当，同时也有与专制结合后不受约束的所有条件。
新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出现了，他们怀揣着改造新世界的理想，有着所有的公共权力，还有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他们数量庞大地出现了，他们会经营管理吗？他们能承担经营风险吗？等待数亿中国农民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大饥荒，连续三年的全国范围的大饥荒，竟然出现了！阎王、判官、小鬼们，手下留情啊！
历史还在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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