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法学方面的专家，过去几个月有两个社会事件，让我有点难于发言。一是共产党员任志强被自己的党批判并施于纪律处分的威胁；二是官方教会的顾约瑟牧师被免职进而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真正的难点不在于他们的权利，而是他们的身份。一个党或一个会是一个自治的共同体，所有自愿加入该共同体的成员都必须遵守加入该共同体的条件，这就是服从该团体的章程。不管该团体的章程是如何的悖理，但是，“自愿加入该团体”就意味着接受“服从该团体章程”的条件。尽管有时该团体的成员认为该团体的某些行为违背了宪法，道德律，民意，从而，不利于自己团体的根本利益，然而，作为自愿加入该团体的成员，该成员仍然要服从该团体的合规领导，否则，就必须接受该团体的纪律惩处。共产党员任志强被自己党的纪律制裁和官方教会的牧师顾约瑟被自己的会惩处的时候，外人似乎还真不好说什么了。当然，这并不等于对此真得就不能说什么了。首先是他们议论的问题仅仅关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团体吗？任志强先生认为：党报应当为民，而党（或者党的领导人）认为：党报应当为党。在形式上，党是对的；如果一个党的报纸不为自己辩护，那还是党报吗？任先生的逻辑是：共产党在字面上是人民的党；为了人民，才是为党，所以，党报就应当是人民之报。以本人对任先生智力的了解，他绝不会不知道世间还有习惯法吧？一个共同体以持续行为而形成的惯例就是法律（所以，不要书生气地死抓住文字条文，必须以实际的作为抵制那以实际作为而形成的潜伏却具有实质性的惯例）。勿论共产党的历史作为，就依当下的现实论，任先生真得以为共产党是人民的代表，而不是人民的对立面吗？就实际情况说，党当然是为党的，不是为人民的。任先生非得把“党是人民的代表”认定为大前提，这不过是拘泥于文字的矫情。从法理上，作为党员的任先生非要党报代表党的对立面（即人民），当然要负反党的责任。不过，只要转换一下大前提，任先生的结论就全然成立了。党报作为党的喉舌当然要为党说话，可是，党报不能使用全国人民的税收来支持自己的喉舌。党既然是与人民对立的，你怎么好意思用你对立面的血汗为自己说话呢？用全国人民税收经营的媒介理当为人民说话，而不是为一党的私利说话。在党的逻辑上，任先生是错的；在宪法的意义上，任先生是绝对正确的。顾牧师的事例也是一样的道理。“三自”宣言的第一条就是“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你作为“三自会”的牧师当然应当遵守自己“会”的章程了。若共产党要拆除教堂上标志信仰的“十字架”，你就必须按照自己“会”的章程予以服从。若不服从，就按违反本会的章程惩处。可是，只要脱离了“三自会”章程，顾牧师对拆除“十字架”的非议就全无可指责之处。用国家强制力强行毁灭一个宗教的核心标志，说到哪里都是违背“宗教自由”的宪法权利。
另外，中国政府对任先生和顾牧师两位的处置是否也是违宪的呢？若共产党对任志强先生予以党纪处分，作为党外人士，我们也真不好干预人家的内部事务。但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威胁，强封人家的微博和博客，这就侵犯了“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强行封闭一个人的微博和博客，这都发生在全民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而不是在共产党的“党内”私域。国家强制力是全民的公器，而不是一党的家法；即使是共产党员违背了共产党的党纪，也不允许使用国家强制力去处罚违背党纪的共产党员。如果“三自会”因顾牧师不服从“三自”宣言而免除其在该会的职务，无论这是怎么“臭”的事，那是该会自己的内部事务，至多不过表现了该会自身的“臭”性。但是，若因为一个牧师违背自己“教会”的章程，就剥夺他的人身自由并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刑事起诉，这就触及了“宗教自由”的宪法规定。
任志强先生与顾约瑟牧师都是以宪法赋予的权利说话的；他们所诉诸的事高于党规或会章的宪法，从而，无论他们名义上的身份是什么，他们都是作为公民在说话。当他们以公民的身份诉诸宪法的时候，所批评的恰恰就是违宪的党规与会章。在效力上，他们作为共产党员或“三自会”牧师的身份可能有益于他们言论的传播，但在性质上，这些身份正妨碍着他们作为公民的意见表达。党的意思其实是明智的：党或“三自会”与人民或真正的信徒是对立的；你不能以党员或“官会”牧师的身份去为对立的人民或真正的信徒说话；对于任志强同志，党，还是人民，你必须选择一方，同理，对于顾约瑟牧师，官办教会，还是真正信仰，你也必须选择一面。若任你们使用共产党员或官方教会牧师的身份去宣扬公民自由的宪法权利，这就把违宪的党修正成了立宪的党。为了避免修正主义，党必须要求自己的成员以及自己下属团体的会员明确自身的立场。除了反对党以国家强制力逼迫这些意见表达者以外，笔者倒同意党的这个意思。党比你们更清楚地看到：你们的意见与你们的党员或会牧的身份是对立的；若要以公民的身份诉诸宪法，可能放弃党员或会牧的身份不仅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也许是一个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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