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2到3年内，中国拟裁减500万-600万国企员工。这是政府抑制产品过剩、治理环境污染努力的一部分。据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透露，仅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就有180万职工被分流安置。而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对相关问题的提问，新闻发言人称“这是暂时的”，并没有给出过多的阐释。
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孕育了政治不稳定
如果仅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中国裁减国企员工的决定无疑是形势所迫的不能不行之举，因为大部分需要裁员的国企早就难以为继，成了“僵尸企业”。然而，如果考虑到社会稳定的话，那么如此大规模裁减国企员工对于当局来说，实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一旦处置失策处理不慎，则易诱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执政危机。
首先，结合以往下岗潮的教训，考量到国有企业“铁饭碗”的企业文化和高度的工种细分，这批失业国企职工的再就业无疑将会相当艰难。而如果政府相关配套安置举措难以跟上，则容易演化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于那些有编制的国企职工来说，由于国企“铁饭碗”的落后管理体制，使得该群体相比其他人，往往更难适合就业市场的需要。另外，大部分国企由于高度的工种细分，使得员工的工作技能往往只局限于生产线上的一小部分，难以实现跨领域就业。因此，尽管政府针对下岗潮出台了大量的救助措施，大量前职工的长久失业依然很难避免，这一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下岗潮中最明显不过。
其次，考虑到如山西、东北等受下岗潮冲击最严重省市的产业结构严重单一，经济极度依赖国企，那么伴随着下岗潮出现的，很可能是当地经济形势的全面恶化，引发附加连锁反应，并大大增加部分群体的破产风险。
对于山西、黑龙江、辽宁以及吉林等地来说，国企不仅仅是当地产业的主要支柱，国企职工也是当地最重要的消费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企的兴衰决定着当地经济的成败。比如，在山西的晋城市，伴随着晋煤集团陷入困境和职工的分流，在晋城市的各大论坛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卖房广告，当地房地产业陷入了抛盘云集的困境。类似情况，在全国各个煤炭或钢铁城市，比比皆是。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匆忙上马的城镇化政策，在这些省市也造就了大量缺乏工作技能、除了房子一无所有的新市民，经济恶化无疑将使得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而且，这些省市的经济恶化也将使得供房群体陷入了破产危机之中。这两种情况也是90年代下岗潮所不曾面对过的。
最后，新穷人的大量出现和互联网的技术进步，将使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动荡的风险大大增加。
事实表明，新穷人往往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相比于旧穷人，丧失了体面生活的新穷人出于对往日幸福的怀念，往往最容易萌发对社会不满，也最具有政治破坏性。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社会动荡都离不开中产阶级的大量破产，因此，大量失业的国企职工一旦丧失了稳定收入和优越福利，如果不能迅速稳定下来，很容易从稳定社会的中坚转变为社会动荡的源头。
再加上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信息传播的成本和时间迅速降低，这使得民众的政治组织能力和动员能量得到了史无前例地增强--这一点在阿拉伯之春、台湾太阳花和香港占中等政治运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是以，新媒体的普及使得大规模失业潮引发社会问题的风险急剧升高。
所以，由于国企职工再就业的难度、经济结构单一省市对国企的严重依赖，以及这些省市快速城镇化产生的新市民和供房者脆弱的经济处境、和新穷人的大量出现与新媒体的普及，都将使得这场大规模国企职工下岗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对中国当前的执政者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中国未来前进之路上必须克服的困难。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