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10日，“校场口事件”发生，李公朴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大兴街学院坡被国民党特务开枪行刺，于7月12日凌晨在云南大学医院因抢救无效逝世，年仅44岁。
闻一多
三天后，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怒斥暗杀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其实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
然而，当天下午闻一多也被特务暗杀。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独裁，闻一多和李公朴基于对国家的热爱，呼唤国家的民主和自由。然而，当权者并不愿意听到这些话，所以将他俩杀害。
国民政府的暗杀行为，被当时各界批为法西斯独裁，让中共赢得了知识分子、学生支持，甚至连国际舆论、支持也开始转向。
让不喜欢的人闭嘴，当权者通过杀掉、流放、软禁等手段，或许是最为常用的方法，但却是最不聪明的做法。
《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国民政府如果能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或许能够赢得更多的民心。
国民党的死敌中共在大陆建政后希望吸取国民党失败的教训，试图听取更多人的意见，提出“双百方针”。然而“双百方针”却被演变成为了引蛇出洞的一场文字狱，无数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同时在舆论不断神话和鼓吹下，毛泽东成为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
可是，人总会犯错的。在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三面红旗的指导下，大陆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发生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大饥荒，即三年困难时期。
其实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中共元勋彭德怀曾向毛泽东提出“万言书”，婉转表达了对大跃进政策的意见，指出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听取彭德怀的劝谏，反而对彭展开了严厉的批判，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把彭德怀以及支持彭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调离职位，将他们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1962年年初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史称的“七千人大会”。会议上刘少奇引用农民的话，说“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错误政策经行反省。其实刘少奇一开始是支持毛泽东的，转变是在1961年他去基层调研，见到农村老百姓生活的惨状才深刻了解到错误。
1961年5月，刘少奇回到老家湖南宁乡县炭子冲。一天，刘少奇路过一根电线杆时，他发现上面贴着一张写着“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纸条，不由一愣。由于纸条字迹歪歪斜斜，像是小孩子写的。刘少奇忽然产生一股冲动，想见见小纸条的作者。童言无忌，也许他能说出许多大人不敢说的意见来。
刘少奇叫来肖伏良问为什么写这张纸条，肖伏良说他和妈妈在公共食堂吃饭，每餐三两老秤米，实在吃不饱。长期营养不良，妈妈得了水肿。刘少奇问：“照你这么说，是公共食堂不好？”肖伏良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
随同刘少奇回乡的时任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补充说：“像这类似是而非的案子很多。比如，说几句怪话，发一点牢骚，骂干部，都时有发生，下边把这些案子报到公安部门来，有的就判了刑。”
如果整个国家的真话全部依靠“童言无忌”的话，那就危险了。
对于言论自由，或许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看法。任志强作为党员，说出那样的话或许颇为不合适。但如果就此因噎废食，不让人们表达真实想法，而是一片赞扬之声，那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即将开始。像“人大活化石”申纪兰那样从未投过反对票的代表，还是少一点的好。
闻一多说：“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又到了两会时间，希望一个任志强倒下，别导致千百万个“申纪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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