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隶属中纪委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评论文章。文章引述习近平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啊！”这篇文章旁征博引，以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古为今用，将能否广开言路提升到朝代兴衰的高度。文章说：“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
任志强事件引发舆论混战
这篇文章很容易让人与前段时间热议的的任志强事件相联系。某种程度上，这还被认为是显示中纪委和王岐山对此事的看法与态度。实际上，中纪委这篇文章能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解读，并不在于它说的多么深刻有道理，也不在于它是否是为任志强站台，而在于，这显示出中纪委与此前部分官媒对于任志强事件报道和评论手法完全不同的口径和风格。此文一出博得不少网友好感，引发网友“纪委比宣传系统开明得多”“这话要是能从宣传系统说出口该多好”的感叹。
诚如网友所言，相对于并不具有文宣功能的中纪委而言，在任志强事件中，之前官媒的文革“揪斗风”“大字报”式论调将中共文宣系统那种僵化的管理宣传思维和方式曝露无疑。
首先还原一下事件的经过。2月末，著名地产商、网络大V任志强在微博上发出质疑“党媒姓党”的言论，此举遭到了来自官媒到民间舆论的持续声讨。此后，相继有《北京日报》旗下千龙网和中青网、上海东方网，以及某党员发表公开信皆加入讨伐任志强的阵营，并在中国舆论场广为传播。在被冠以“反党”、“资本翻天派”之后，“妄议中央”“用心险恶”“全党耻辱”以及应被“清除出党员队伍”等帽子和说法接连砸向了任志强。
在这场因“党媒姓什么”引发的舆论战中，大字报和大帽子漫天飞舞，给人以中国社会难以洗去的带有“揪斗风”色彩的“文革”印记再现的感觉。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今天仍不鲜见。比如，对于舆论场的一些热点事件，互联网上很多人还是会以文革式的思维动辄对别人进行上纲上线，拿政治大帽子来压人，要进行“清除”云云，让人看得胆战心惊。
多维评论此前就曾指出，对于像某些媒体以文革腔调时不时的出来“压”人的事实，这其实显示出的是，虽然文革结束以来，中共在主导意识形态上不断对“左”的思维做出调整以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但不能否认的是，曾经深植于国人思维中的“左”的根脉还在，使得这种“宁左勿右”的思维方式和宣传方式并没有彻底被抛弃掉。而现今舆论场些许风吹草动，都会将这种思潮飞卷弥漫，为社会认知带来不必要的忧虑、混乱乃至灾难，这无疑应引起执政党和全社会的深深警惕。
中共文宣改革迫在眉睫
文宣的背后其实还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认知。对有“二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得政权之称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涉及执政根本的意识形态是不能碰触的“逆鳞”。一直以来，由于面临意识形态的信任危机和挑战，执政党不断将意识形态向传统回归。但是，执政党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传统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说服力越来越弱，正不断丧失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吸引力，面对西方价值观等多元思潮的冲击，执政党必须对其意识形态价值观进行现代化重构。
(曹鸣 评论)
在革命时期，中共“笔杆子”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不仅有效地向外界传递了中共的观点与立场，同时还有力地向国民党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赢得了众多的支持与同情。
然而，在中共建政之后，仍然延续了将舆论场当作前沿阵地的做法，大陆所有媒体全部充当宣传阵营的喉舌和炮手，完全成为政治意志的体现，媒体的监督功能荡然无存，新闻从业者转而成为宣传工作者，其发声既无关切实民生，也无关客观事实，以至于“亩产万斤”的新闻竟能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陆最重要的党媒《人民日报》，而无人指出其荒谬。
虽然在八十年代，借改革开放之风，中国的整个宣传系统增添了许多开明、开放的气氛，不仅开始贴近实际，纷纷着手报道现实问题，而且也一度为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碰撞提供了平台。然而这种开放仅仅昙花一现，“六四”事件之后，当局立即收紧对文宣管控并延续至今。即使在2002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宣传系统作出了贴近社会、多报道民众生活的努力，但由于对自身定位的偏差，其贴近社会的尝试性努力仍更多流于表面。
在过去通信手段落后的时代，宣传系统的结构性弊端并未显得特别尖锐，而在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中国在各种社会现象、观点与思潮的冲击下，迅速地变得更加开放、多元，此时宣传系统的陈旧与僵化就显得尤为扎眼了。
当公众习惯了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及时与多元后，传统官媒喉舌就成为众人揶揄讽刺的对象。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令人担忧的并非官媒喉舌的落伍与逐渐被民众边缘化，而是时至今日仍旧残存着顽固的“阶级斗争”类革命党思维方式。
长期以来，将自身定位为革命党身份的中共话语体系，时刻彰显这浓厚的“斗争”色彩。不论是反右还是文革，都能看到意识形态的斗争长期左右着中国社会。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官媒仍停留在“斗争”思维的年代，把“笔杆子”当“枪杆子”使，对一些并无政治恶意的不同观点统统进行政治扫射，四处树敌。在今天的包容而多元的世界趋势下，竟将大批公知、普通网民都视作阶级敌人，将其安上“反党”的头衔。
这些问题都反映了中国的宣传系统面临结构性挑战，需要在新形势下进行转型，来适应中共自身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需求以及社会转型的挑战。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中共一直钟情于对社会舆论的严格管控。这反映了在它的意识深处还没有放弃革命党的斗争思维，没有做好社会自然而然出现多元意识的思想准备，部分人更狭隘地认为针对当局发表的反对意见必然来自反动的敌对势力。这种根深蒂固的极左思维虽然不属于社会主流，但却束缚着中共对社会形势的判断，让自己的价值追求难以与社会同步。尴尬的是对多元思维的约束并不意味着官方观点的公信力和话语权提升，相反，人们认为中共越来越脱离群众，它所倡导的价值观也越来越八股、越来越失去活力，这种现象在城市新生一族中显得尤为突出。
互联网放大了这种认知差距，但中共的宣传部门没有积极反思它的原因。虽然在大部分议题上，中共对社会讨论给予了较大空间，但对于稍微敏感的话题就加强管控。这种管理会激化不同群体，过去几年自由主义和原教旨左翼思潮之间的争论就是一种例子，一般民意对官方立场的批判更显得激烈。中共在历史上曾经是应对这种局面的专家，但碍于僵化的管理，相关官员已经变成一群懒汉，只知道用禁止的方式来应对，不再理解疏导的作用，任志强事件就是一个案例。结果是官民关系逐步疏离，对社会上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不管左右，都被推到了对立的阵营上。
(曹鸣 评论)
习近平时代应使得文宣改革取得突破
在上述情况下，中国宣传系统的改造已不能仅仅通过传统手段来实现，而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只能从改变中国宣传系统自身的定位与功能入手，这对于现在的中共领导层来说尤为迫切。
中共领导层被认为是有文宣改革的意志。远的不说，比如在今次的政协开幕会上，中国政协俞正声主席提到“鼓励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支持反映人民群众愿望和诉求的呼声，鼓励不同意见的交流和讨论，支持讲真话、道实情”。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参加中国政协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的讨论时，再一次强调了“讲真话、说实情”。而据媒体梳理，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提到过“讲真话”的问题。2010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就说过：“鼓励广大党员讲真话、讲实话，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坚决反对搞‘一言堂’、个人专断。‘一把手’还要注意，不要把自己身边的人都搞成唯命是从的人。” 习近平也批评过“好人主义”，他说，“好人主义盛行，有问题不指出，有过错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作风涣散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
显然，比如在任志强事件中，官媒的评论与领导层要求“讲真话”的意志不符。对于中共领导层尤其习近平来说，之所以必须要对于文宣系统进行改革，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能够消弭违背高层意志的一些媒体的混淆视听，更在于它能够联动文宣与改革之间的一种积极辅成关系，说白了，就是对改革有好处。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振奋中国人心的“全面深化改革”。正如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发布的文章所说，“讲真话往往成为改革的先声。”类如当年“真理与实践”的辩论，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白话，迅速凝聚起了改革共识。但是，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现阶段最大的难题就是“改革缺乏共识”。“良性的改革进程应该是让民众有获得感，同时也要有更多的参与感。只有更多人参与进改革了，才会觉得改革同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才不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旁观者。”
而“民众参与感的获得，很大程度来源于一个开放而健康的舆论场”。面对舆论场的多元与争论，处理不当，就会人为助推社会良性的论辩滑向撕裂共识的边缘。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充满戾气的舆论场，大家都不习惯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而是上来就一棍子打死。于是，很多社会热点，发酵到最后往往会牵扯到意识形态之争，甚至上升到对执政党合法性的质疑，其结果是把大多数人推向反对派，那必然是在损害改革共识，掏空进步的根基。
所以，对于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习近平来说，要想全方位改革取得切实推进，必须得凝聚社会共识，而要获得公众共识和参与感，就必得对传统的文宣方式作出“革命性”的突破。做得好的话，文宣系统完全可以充当习近平改革蓝图下破荆斩棘的利器，为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出类似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式的功效和作用。否则，任由宣传系统出于习惯性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僵化思维频繁发声，则易让外界质疑其改革诚意。应当看到，在此次任志强事件中众多官媒的表现，已经给人产生了一种“文革回归”的错觉，增加了公众不必要的担忧。可见，文宣舆论工作跟不上时代，对改革没有好处，这同样是在拖最高层追求全面改革和现代化治理的“后腿”，最终削弱的是执政党的公信力。
因此，正如在习近平上任之初就发表的《习近平的十大挑战》中所言，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必须彻底反思如何管理舆论。放开舆论管理不仅仅可以帮助中共加强对腐败的监督，而且可以修复官民之间的互信，保护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主参政，让中共更科学地与社会现实衔接。要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需要积极改革，透过资讯的透明和有效开放，让群众在社会管理中加强参与的热情将有利于中共一党执政的合理性。
追求实现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在内的“四个全面”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习近平应该顺应时代呼唤，用现代的方式去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提供更为宽松的言论环境，同时为中共的历史谱写特殊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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