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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被鼓励大胆创新 将成上海供给侧改革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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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供给侧改革的攻坚之年,两会期间,这一词汇已深入到各行各业的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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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提醒,如果一说到供给侧改革就拿日本马桶盖、感冒药、欧洲名牌包说事,不仅永远无法调整好供给侧结构,甚至还会在经历现有产能严重过剩的痛苦后,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

他指出,供给侧改革是一场从理念到行为的重大转变,是一项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方面作用的重大探索。

这也是上海自贸试验区一直在探索实践的重要命题,即如何以制度创新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新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内核任务是制度创新,上海要坚持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全力深化改革攻坚。

两年多来,上海自贸试验区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制度创新、制度供给上做了大量探索。上海自贸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局局长张涌表示,这些改革措施,归纳起来就是“对标国际、直击痛点、放松管制、放宽准入”。

“证照分离”改革就是其中重要一项。2015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在上海浦东新区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对一批许可证的审批事项进行了取消或简化,并提高审批标准化、透明度。

“这一试点切口看似不大,实质上是一次破冰之旅。”张涌介绍,这是自贸区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二步,之前的第一步改革已经实现从“先证后照”到“先照后证”的重大转变,让企业可以先领取营业执照开展经营准备工作,再申领各类经营资格许可证,此次第二步则是实现从“先照后证”到“证照分离”的根本性转变,真正实现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获取相分离。

简言之,“证照分离”改革要解决的是许可证的办证多、办证难、办证烦等企业最为关切的痛点问题,无论是前置审批还是后置审批,做到许可证能取消则取消,不能取消的列入市场准入或经营资格许可“负面清单”,最终实现“取消为常态、审批为例外”的格局。

张涌认为,“证照分离”改革之所以具有破冰之旅的重大意义,就是因为其颠覆了政府传统的行政理念,实现了从“审批制”向“备案制”的重大转变,也将对政府职能转变产生深远的“倒逼”影响。

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后,政府部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完善事中事后监管的基础性制度上,包括推进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企业投资信息报告和公示制度、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制度等。

除了商事制度改革,上海自贸试验区内推进的金融、投资、贸易、科创等领域的改革,都大力推进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比如金融领域,允许内资企业借外债、允许外债资金意愿结汇,就是“放”,同时推动反洗钱、反逃税、反涉恐融资,就是“管”,积极完善金融发展环境就是“服”。再如,在外资准入改革中,负面清单外,外资以备案方式进入,是“放”;遵照国际通行规则和中国法律规定,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涉及敏感投资主体、敏感并购对象、敏感行业、敏感技术、敏感地域的项目,发起可能的安全审查,是“管”。

张涌说,政府在供给侧可以作为的空间巨大,包括服务供给、政策供给、规划供给、制度供给、法治供给、环境供给等不同层次、多个维度。

在2月15日召开的一季度上海市政府工作会议上,上海市市长杨雄表示,深化改革必须继续用足用好自贸试验区平台,结构性改革中遇到制度性障碍,都可以放到自贸试验区大胆闯、大胆试,率先突破。今年是自贸试验区三年建设的最后一年,必须对照要求,抓紧找差距、补不足,形成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框架。

两会期间,上海的代表、委员们也针对制度创新提出了多项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在今年的议案中就建议,要推进上海自贸区货物贸易制度进一步创新。

王战关注到,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在货物贸易领域推进了两个最内核的制度创新,即货物状态分类监管制度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这是向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经调研,实践至今企业的整体感受未完全达到预期。

王战建议,借鉴国际高标准自贸区协定关于贸易监管制度的最新发展趋势,从供应链贸易的角度,在全球维修、再制造产业贸易监管、商业样品免税入境、货物预先裁定等四个方面重点突破。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邵志清表示,自贸区是制度创新试验的最佳舞台,他建议一批制度创新成果要加快推广。

邵志清分析,现在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事中事后监管,而高水平的国际通行规则,都是信用经济。这也为自贸区发挥信用的作用,探索监管新手段打开了思路。

邵志清介绍,经过自贸区经过实践,上海搭建了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今年还要在全市16个区县建立子平台,实现上海全覆盖。全市的数据向子平台开放共享,子平台要支撑区县的创新应用,也吸纳区县的特色数据。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戌源则提出,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之上,上海应加快“金改40条”方案落地的脚步。

去年,上港集团利用自贸区的金融改革举措,境外人民币融资超过180亿元,节省融资成本两三亿元。可是,去年10月30日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已经印发“金改40条”,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案还未完全落地。在陈戌源看来,金改40条的内容相当不错,但是由于前一段时间的股市波动,使得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步伐有些放缓。

陈戌源的建议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银行副行长许罗德的响应。许罗德说,金融最大的问题是开放度要加强,目的是适应整个经济的对外开放。他认为,“金改40条”是自贸区金融改革领域的重要内容,下一步最重要是如何落实好“40条”,增强上海在全球金融资产配置的能力和金融资产的定价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张新说,作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自贸区肩负着金融改革创新的重任,防范风险必不可少。

张新介绍,因为有了自由贸易账户这个系统,在前期的股市波动中,上海自贸区经受住了考验,没有成为热钱套利的管道和异常资金跨境流动的信道。张新说,下一步要把系统做得更加充实,建立起跨行业、跨市场、跨品种、跨境的综合监测管理中心,今后在全国都可以参照这个系统。

在3月5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上,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表示,将继续立足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并与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紧密结合,增强改革协同,力争年底再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这也正体现了上海自贸试验区下一阶段的重要使命,即强化以制度创新为内核的供给侧改革,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并把这些经验复制推广到国内更多地方,使中国真正成为吸引全球投资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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