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已经消失整整两年。根据国际航空领域的“蒙特利尔公约”，2016年3月8日是乘客家属向承运方马航兴诉的最后期限。
3月4日，15名失联乘客家属向北京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诉状和相关材料，将MH370当年的承运人马来西亚航空系统有限公司（俗称“老马航”），及其去年重组后的马来西亚航空有限公司（俗称“新马航”），以及马航的保险公司告上中国法庭。他们不是第一批做出这个选择的家属，另一名中国乘客家属的起诉已在2月26日立案；3月7日上午，又有12名MH370失联乘客的家属在北京集体递交诉状。数名马来西亚乘客家属此前已在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提起诉讼。
2016年3月7日上午，12位MH370失联乘客的家属向北京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诉状和相关材料。
当年的马航已经在2015年9月被马来西亚政府重组为“新马航”，这家遭遇MH370失联和MH17被击落两起诡异事件的航空公司，努力想从打击中恢复元气。但也让乘客家属的诉讼和索偿变得更加复杂。
这些家庭现在的心中所念并非赔偿。诉请金额的九成，他们都准备放进对MH370的搜索和救援基金。他们想要的是接着搜寻，不计成本地找到家人的下落。
恍惚间两年过去了，时间对我们来说过得太快，对她们，则太慢。
回到过去
下班，王玲一个人开车回家。一居室的房子，她需要花很多力气走进客厅，随即陷入沙发里。墙上的钟滴答地走，天渐渐黑下来。
28岁的北京人王玲开始习惯这种生活。四个月前，她刚刚尝试回到原来的轨迹。在那之前，只要坐到沙发上，眼泪是止不住的，“现在不会了”。想念丈夫时，她会拿出手机，播放丈夫唱的歌，他的声音就会填满空荡荡的屋子。
她还学会了开车。一次，和别人的车刮擦，面对手足无措的王玲，对方失去耐性，问了一句“你老公呢？”一时间，王玲竟哭得说不出话来。
王玲的老公在一架失踪的飞机上，MH370。2014年3月8日凌晨，这架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飞机在起飞38分钟后失踪。两年过去，唯一的线索是在万里之外的法属留尼汪岛上发现的一块襟副翼，以及两片近日刚刚发现的残骸——至今还未被确凿地证明属于MH370。MH370上一共 239位乘客，有154名中国人，153个中国籍，一个美国籍。
飞机和乘客在哪里？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两年来，没有答案，毫无头绪。
如何解释自己的遭遇？王玲陷入一种困境——她希望能找到飞机获得真相；而一旦找到，她将不得不面对的，极可能是空难的结局。
“没有人知道这两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也不知道。”王玲说她的内心变得强大了，曾经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已不在了。她的黑眼圈大片地裸露，未施粉黛。
她和丈夫相识于九年前，丈夫大她四岁，是甘肃人，他们同一个月进入一家公司工作。“他说，他是从千里之外来和我认识的。”结婚后，王玲和丈夫出门永远是丈夫开车，回到家，王玲会躺在丈夫怀里，一起在沙发上看电视。
马航事件后，王玲与朋友、家人住了一年半，2015年10月，她回到曾经的家和公司——“因为有他的影子”。
两年里，马航曾三次试图宣布MH370失事，乘客无一生还。
2015年1月29日，远在甘肃，王玲丈夫的老家，政府人员上门告知他的父母，MH370已被定性为失事。一小时后，王玲丈夫的父亲去世了。
根据中国民法规定，类似的突发事件，只有在两年后，才能由家属启动宣告涉事者死亡。
所以，王玲选择了另一种解释——人还活着，但不知身在何处。王玲滑开手里的iPhone4，屏幕桌面上，她搂着丈夫，两人穿着粉色情侣装。每天，她会给丈夫的手机打一个电话。
“万一有一天通了呢？”她说。
和几乎所有的家属一样，王玲认为，事发至今，有太多的疑点没有被解释，没有证据能说明她的丈夫失去了生命。两年间，她接受了很多媒体采访，但渐渐感到没有用，“没有把家属质疑的声音传递出去”。
像王玲一样等待机上爱人消息的家属，有四十多位，以妻子居多。
2016年3月8日，马航HM370失联两周年，王玲在马来西亚大使馆门外申诉。 赖奕婷/实习记者
“如果它在那儿，我们就能找到”
“一直没能给亲属们答案，我们的心一直揪着。”坐在财新记者面前，澳大利亚联合机构协调中心（JACC）首席协调员朱迪斯·齐尔克（Judith Zielke）轻叹一口气，然后说道。
在采访当中，身穿黑色外套的齐尔克试着用微笑缓和一下话题的沉重，但似乎不由自主地，她的嘴会抿起来，面容回归凝重。
这里是堪培拉市中心一栋不太起眼的建筑。如果不是外墙上贴着有“铁路”“海事”“地区发展”英文字样的海报，你很难想到这里是澳大利亚基建和地区发展部。
MH370失踪三个多星期之后，澳大利亚政府于当年3月31日成立JACC。隶属于基建和地区发展部的这个机构并不实际执行搜索任务，而是负责协调各国和其他参与机构的行动。搜索进行了近两年，它出现在全球媒体视野中的频次已经不算太多。
但齐尔克并没有丝毫放松的感觉：“我们工作得非常努力。我们对飞机在那个海域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它在那儿，我们就能找到。”
正在对MH370进行海底搜索的，包括荷兰辉固公司旗下的“辉固发现号”、“辉固赤道号”和“哈维拉和谐号”，中国最先进的救助船“东海救101”也在2016年2月底抵达搜索区域，加入搜寻队伍。
搜索的特殊性与艰难程度是空前的。齐尔克介绍说，每班搜索人员需要在区域内连续搜索30天，用最尖端的深海无人搜索器扫描最深达6000米的海底，把扫描获得的数据带回大船上进行分析，再传回澳大利亚做进一步分析。搜索工作者们在澳大利亚和搜索区域之间往返一次大概需要13天。
这样漫长的寻找并非没有先例，2009年6月1日，法航447航班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起飞后在大西洋失事，经历了搜索中止和重启的波折，机身主体最终于2011年4月被发现。黑匣子数据打捞出水后，447航班失事的原因终于大白。
MH370的情况则要困难得多。法航447航班的大量碎片在失事后一周内已经陆续被发现，这给搜索留下了清晰的搜索指引——447航班机身沉入海底的位置，距离飞机失联位置只有约12公里。而MH370留下的，只是许多人都已经耳熟能详的一连串谜团。
根据现有的证据和推演，MH370从吉隆坡起飞后不久，就偏离原有航路向西转向，穿过马来半岛和马六甲海峡上空，随后开始一路向南，飞向广袤而人迹全无的南印度洋。马来西亚军方雷达在马来西亚西海岸最后捕捉到它的踪迹。
MH370接下来的行踪全部都基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对这架飞机一个“握手信号”的数据分析和推演。在这一推演的基础上，由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参与的国际搜索队伍，把焦点集中在了一段圆弧——印度洋中南部深处，澳大利亚以西约2600公里处，共计12万平方公里的搜索面积。截止2016年3月2日，8.5万平方公里的搜索已经完成，他们找到了两艘沉船，但还没有MH370的踪影。
2015年夏天出现的线索，曾经让不少人认为MH370的下落终现曙光。当年7月29日，法属留尼汪岛发现疑似机翼碎片，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一周后宣布，它被国际专家组认定为MH370的一段襟副翼（flaperon）。在此之前，马来西亚官方已经宣布认定飞机坠毁、无人生还，但飞机主体没有找到前，很多人依旧不愿接受这个结论。
两块最新的疑似碎片则在两周年即将到来时被找到，一块在莫桑比克海峡北部，另一块则又是在留尼汪岛的海滩上。两块碎片是否属于MH370尚未得到官方的最终确认。
但它们足以说明，还有很多人并未忘记这起发生在两年前的神秘悲剧。莫桑比克海峡碎片的发现者正是一名长期追踪MH370的美国人，而据法新社报道，在留尼汪岛发现第二块疑似碎片的人，也是此前发现襟副翼的岛上居民强尼·贝格（Johnny Begue），贝格表示，自从发现了第一块碎片之后，他就开始不断查看岛上的各处海滩。
从找到的碎片倒推两年前飞机的下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不过齐尔克表示，在莫桑比克海峡发现的碎片如果属于MH370，它的位置与目前对搜索区域的推算是相符的，JACC也将因此对已推算出的搜索区域“抱有更强的信心”。
澳大利亚国家科研机构CSIRO已经制作了碎片从坠海处向外漂浮的模拟线路，留尼汪岛和莫桑比克海峡确实位于可能漂到的区域。
负责澳方搜索行动的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ATSB）局长马丁·多兰（Martin Dolan）同样展示出一种理性的倔强，他近日向英国《卫报》记者表示，自己认为MH370的机身很可能在今年7月之前被找到：“它在那里（搜索区域）的可能性，在开始的第一天和结束前的最后一天都是一样的。”
再理性的人也非草木。多兰在此前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承认，自己在这一年多的夜里经常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因为他会禁不住想象MH370的残骸在搜索中悄无声息地被漏过——尽管搜索已经专业和先进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齐尔克也坦言，到目前为止的搜寻进展让人沮丧，搜索者们唯有选择承受，并继续努力：“比起那些等待答案的亲属所经历的一切，我想这实在不算什么。”
2016年3月8日，北京，马航HM370失联乘客家属张永利在雍和宫烧香祈福。 万家/财新记者
“他们一定还活着”
在2016年2月26日的家属见面会上，一个瘦长的中年女人突然冲到台前嚎哭起来。
“你们还我女儿。”她举起一沓A4纸大小的照片，“你们看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多好啊。”
照片上，一个长发及肩的年轻女孩笑着端坐水边。哭声减弱，她突然跪倒在马航的工作人员面前，求他们，“没了她我没法活啊。”
事发已经两年。这样的家属见面会也持续了近两年时间。
飞机消失后最初的两个月里，来自全国的乘客家属汇集在北京丽都饭店。马航、马来西亚政府、中方政府等各方齐聚，集中安抚家属、通报搜寻进展。
此后，随着搜救常态化，家属们撤离丽都饭店。2014年5月7日，在北京市顺义区空港物流开发区物流园的一间会议室设立家属支持中心，之后一年里，马航、马政府、马民航局等方面代表在此驻扎，每日办公，会见家属。每到周一、三、五有较为集中的家属见面会。
2015年6月底，马政府、马民航局撤离，仅剩下马航和家属召开一月两次的见面会，通常安排在周五。
60岁的栗二友从未错过一场见面会。他的家在河北邯郸农村，为了参会，他通常提前一天坐公共汽车到邯郸火车站，搭最便宜的夜车熬一宿到北京，再坐三个小时公交车，走一个小时，才能来到家属支持中心。
“为了儿子。”栗二友说。他的儿子在深圳中兴通讯上班，是家里的顶梁柱，因公出差搭上了MH370。两年里栗二友和妻子来回奔波，吃尽苦头。为此，他甚至写了一本打油诗集。
来参加家属会的多是丧子的中老年父母，且多为独子。
2016年3月7日，北京，文万成在旅馆的房间内，他身上仍穿着有“平安回来”字样的T恤。 万家/财新记者
63岁的山东人文万成，因公出差的儿子文永胜随飞机一起消失，留下了6岁的孙女和1岁的孙子。36岁的儿子就职于山东高速集团，为全家带来了富裕的生活和希望。
在家属微信群里，文万成翻出两年前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视频里，他和老伴还租住在北京的小旅馆，桌上散放着各种药瓶。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在旅馆的一角架起小锅做饭。老伴李继平说，前一天，她两点多才睡，四点多醒来，发现文万成正看着儿子的照片在哭。“不看照片没事，一看照片就想起来了。”
李继平是个爽快的山东女人，刚出发去北京时，她向孙子许诺：“奶奶去接爸爸，接不回来不回家！”但当他们结束在北京小旅馆的生活，第一次回到家，正逗着孙子，李继平突然哭了，“奶奶没找着爸爸”。
文万成自幼丧父，在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中，做过乞丐，干过苦力。儿子是他唯一的希望。
定期的家属见面会，文万成已不去了，在他看来开会是徒劳，每次去毫无进展，却还要把心情弄糟。他认为，对于家属提出的一系列疑点，马方一直没有给出确凿的消息。
在家属看来，马方一直在采取回避、隐瞒、掩盖的方式面对外界质疑，对于调查也一直遮遮掩掩。这种不公开透明的姿态让家属生疑。“你这人真马来西亚”，成了家属圈里一句骂人话。
在2月26日的家属会上，老人们不断向马航负责人喊话，要求“放人”。
在绝望的另一端，家属们心中一直燃着绝对的希望。他们相信自己的亲人还活着。他们相信阴谋论。
其中较为流行的版本是“六个箱子”：中国政府从阿富汗买了六个箱子的通讯指挥设备，也在这架飞机上。美国为了夺回这些箱子，或者让箱子彻底消失，造成飞机失事。
也有人发现飞机的航线上有一座小岛。“那岛上有座美国的监狱，他们可能都被关在里面。”60岁的张建义说。
有的家属还有另一种不解：“飞机上有60多台苹果手机，怎么也没法定位？”
对于残骸，家属们也持怀疑态度。母亲失联的刘澜说，两年里不断有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出来，残骸的鉴定到现在也是有争议的，“不能代表任何东西，解释不了一切”。
“至今，对于那一天发生了什么，没有合情合理的解释。”他还有进一步的思考，“如果阴谋论是真的，人为地制造一块残骸还是很容易的”。
刚得知母亲失联的消息时，刘澜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父亲准备了心脏的药。在最初开新闻发布会的丽都饭店，刘澜和几个人一起建立了家属委员会，组织家属签名，开了微信群，把家属联合起来汇集信息和诉求。
随后的几个月内，家属们有了互助群、投票群、联系群等等。大家在群里聊天、分享信息、互相鼓励。但从2015年后半年开始，由于进展太少，这些群也更多地陷入沉默。
67岁的张美玲还坚持每天给女儿女婿发微信：“你们到底在哪儿，什么时候才能回家？那个地方怎么样，吃的怎么样？天气热吗，有地方洗澡吗，穿的衣服有吗？”
“我们是你们至亲至爱，你是我们的唯一。”她写道。
诉讼还是放手
30多岁的徐京红在前几年给妈妈买了一套房，现在空了。她常常会去一个人呆一下。
2014年3月8日当天，她便赶到北京，却难以入睡。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她打了个盹，梦见了观音菩萨，却是母亲的面容。从此，她的微信头像一直是观音像。
十多年来，徐京红在国外留学、工作，一年才能回家一次。如今，她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2014年10月，她辞去工作，重拾戒掉多年的香烟，最开始时候，“恨不得一天抽它20根”。
中国家属中，签署免责协议的约有20人。他们希望尽快让这件事过去，开始新的人生。
更多的人选择等待和诉讼。根据蒙特利尔公约，MH370失联两周年的日子，2016年3月8日，是乘客家属向马航兴诉的最后期限。诉讼还是签约，等待还是放手，两种选择都正确而又痛苦。消失的客机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选项。
姜辉的母亲也在MH370上，在家属圈中，他更多地扮演着发言人的角色。据他介绍，除了接受和解的家属，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起诉，有人聘请中国律师在国内起诉马航；还有人选择美国律所，这样可以同时起诉波音公司，要求波音公司在法庭上交出证据。
2016年3月8日，北京，马航HM370失联乘客家属来到雍和宫祈福。 陈玮曦/财新记者
姜辉个人的打算是在国内起诉马航，同时准备去马来西亚起诉马政府、马军方、马民航局和马出入境管理局。现在他正在和律师签委托书阶段。
无论是在美国起诉还是在中国起诉，法院都会要求开具乘客的死亡证明。因此，大多数家属选择等到最后时刻——“不到最后期限，我就相信家人还活着”。
姜辉称，根据“余生法则”计算，老人获得的赔偿金会是最少的，所以他们即使诉讼获胜，获得的金钱很可能也会少于和解所得，但他们坚持要诉讼，为的是让搜救继续，让追责继续。
如果官方真的在今年夏天停止搜寻，姜辉相信，家属们会继续坚持下去，全力通过诉讼和其他方式筹钱，自己来找人继续搜救。
3月4日，15名失联乘客家属向北京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诉状和相关材料，将MH370当年的承运人马来西亚航空系统有限公司（“老马航”）、马来西亚航空有限公司（“新马航”）及马航的保险公司告上中国法庭。分别向被告提出了从9500万元到1.2亿元人民币不等的索赔请求，人均1亿元人民币。诉请内容包括四个方面，要求马航履行搜寻和救援义务；要求马航对家属进行赔偿；要求马航在客机失联期间对家属履行援助义务；要求马航承担家属因提起诉讼而产生的包括律师费在内的所有法律费用。
为方便当事人诉讼，统一裁判尺度，北京市高级法院已指定北京铁路运输法院集中受理涉马航MH370航班失事旅客家属提起的民事索赔案件。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当天接受材料，并将在近期做出是否登记立案的决定。
据代理律师吴晨介绍，包括搜索诉求在内的上述四个请求，都是给付请求，而非行为请求。诉请金额的绝大部分——每人9000万元人民币，将用于对MH370乘客的搜索和救援基金，对单个家属的赔偿和援助只约为500万-1200万元人民币。
“这部分诉请金额的提出，意在通过法律途径，要求马航出钱建立一个由失联乘客家属管理的MH370客机搜救基金，用于家属的‘自行搜救’，作为官方搜救的补充，或者作为官方搜救一旦无果而终后持续搜救的实现方式。”吴晨说。
家属的担忧在于，2014年底，“老马航”停牌退市，2015年，在大规模裁员之后，老马航以“新马航”的身份重新开始运营。“国际社会普遍有个担心，就是’老马航’的资产被剥离以后，它承担债务的能力有所下降，它能否承担对MH370乘客家属应承担的责任。我们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把’新马航’列为本案的第二被告，目的就是要保护中国籍家属真正获得赔偿和支持的权利。”吴晨对财新记者解释说，“新马航”和“老马航”之间在债务、财产等方面的责任关系，在将来的诉讼中或许会存在争议，需要律师大量的专业投入，也需要法院做出独立的判断。
两年来，刘澜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表达诉求。2014年10月左右，他便委托了美国律师准备诉讼。律师告诉他，这会是很漫长的过程。刘澜说，诉讼的目的，一部分是理赔，“更多的是律师承诺会一直打下去，希望这个事一直进行下去，不希望敷衍地了结”。
“我们要的不只是一个结果，而是真相。”刘澜说，自己还年轻，至少还能活50年，死了还有儿子。早晚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无论是因为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找不到，飞机一定在某个地方。”他说，自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谁都没有权力抹杀这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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