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香港进入到政治敏感期，矛盾多发，很多年轻人走上街头搞起了街头政治，将香港社会民情的撕裂赤裸裸的展现在大家面前。也有一些年轻人走上正式的从政之路，投入到区议会的选举，并顺利当选。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走上从政之路，让我们看看香港2015年区议会选举胜出，为香港民主党历年最年轻司库，特许财经分析师袁海文是怎么说的。
香港更多年轻人开始了从政之路
香港青年袁海文在FT中文网撰文介绍，香港是一个金钱挂帅的社会，许多人说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就是万万不能。许多朋友问我，我在理大修读双学位课程，取得特许财经分析师资格后，理应走进商业社会发展，专心赚一桶金，成为中环的上班一族，可稳稳定定地生活。金钱与理想，两者抉择，坦白说，我不敢轻言只选择理想，但金钱对我的满足感有限，足够便可。相反，服务社会及见证工作成果的那份满足感，令我决志从政，走出小区实战。
从政的启蒙
一个好的社会政策，是能够保护社会不同阶层的。从读书时期开始，我已有所体会。虽然我出身平凡，并非富裕的家庭，升中时，有幸派第一志愿的拔萃男书院（下称“男拔”）。而当时男拔仍未转作直资学校（香港的中学分为三类，一种为政府资助的中学，一种为直资中学，即政府按照学生人头津贴一部分，余下的部分则由学校或学费补贴，第三种为私立中学，没有收取政府任何资助，全由学费支持学校运作），我们无需交学费，纵使家境普通的学生，也不会因负担不来而无法入读。但当我将毕业时，母校却申请转为直资中学，当时我们一众旧生极力反对，因为我们都担心一些来自基层家庭的学生，从此会因无法缴交昂贵的学费而失去入读的机会，亦有不少旧生担心母校变成贵族学校。
男拔读书期间，我深深记得男拔教我们的精神为“Best of the Best”（最好中的最好），而所说的“最好”不是以金钱多寡、身份尊贵与否或所拥有地位来衡量，所说的是诚信，是身体力行地去付出、奉献社会。最终我们无法改变学校变成直资的命运，但也令我加深了一种想法，我们希望社会变得更好，必须身体力行、义无反顾地为小区“搏尽”，哪怕是一次、两次不成功，甚至十次、二十次。
除此，记得读大学期间，我曾去法国交流，当时需要搭火车前往目的地，恰巧遇上法国火车工人的工潮，他们正捍卫自己的退休保障权益，人们都义无反顾走出来，令我深受打动，也为我立志从政种下了根。
去年香港经历雨伞运动，争取普选之路遥遥无期，不少年轻人都感到很灰心。坦白讲，这问题曾在我心中盘旋，什么都争取不到，从政者不是很灰心吗？
我却从两位民主党的前辈身上，解开了这种想法，也是我决定加入民主党的原因。一位是何俊仁，一位是刘慧卿，他们均在政治上有不少坚持，立场坚定，默默为香港付出。这一代的政治人物，均将人民利益放于首位，我见证着他们无私奉献，从不计较，深受感动。何俊仁曾说，许多人觉得政治很黑暗，他却认为“如果你觉得黑暗，不参与才真正令政治变得更黑暗，所以呼吁有想法、有承担的年轻人，如果希望社会变得更好，一定要起而从政”。也因为这份感动，我决定加入民主党，走上从政之路。
从政不可放弃原则
为了参与政治，我决定由区政做起。虽然现时香港的区议会多属咨询架构，但政府的政策，还是无法逃避地区咨询，从地区上监察政府如何使用公帑、更改土地用途等议题，一样重要，正在不知不觉间影响市民的生活，议会仍有其存在价值，区议员最重要也是在监察政府，为市民发声。我不知道我的声音有多大，但我知道，我的声音是为市民而发。去年11月区议会选举，我有幸胜出，成为区议员，前辈的教导及自己为何选择从政的原因，无论何时，我都会铭记，“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注：出自日本知名小说家村上春树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演说。）
加入议会后，我们需要灵巧像蛇，运用智慧，与建制派、与政府共舞。我们无法否认一个现实，泛民区议员的议席在区议会上没有建制派多，如果每次只是靠冲击、不合作态度，会议根本无法进行，亦非为市民的良方。从政者要有善良的心，也要谨记我们是为了改善民生才选择从政这条路，我们也应以市民利益为前提，当涉及一些涉及民生的议题上，虽然我们和建制派政治立场上南辕北辙，但我们在民生议题上仍是应该沟通，不应有太多前设，若大家论点有所不同，我们也应互相尊重及讨论，尽量寻求共识，寻求妥协。
如最近深水埗区议会讨论到长沙湾警署旁边的一块GIC（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原是政府预留作区内小区设施之用，政府亦于一年前提到该地不应放宽高度限制，会影响到区内居民。惟事隔一年，政府最近却企图霸王硬上弓，于农历新年前匆匆将文件上呈区议会。我和泛民的区议员当然反对，一来区内康文设施缺乏、停车场车位严重不足，亦有居民担心到光污染问题，而且这问题政府于去年也曾提出。无奈政府为了将该土地发展为商业用途，强行发展该处。这次我选择与建制派沟通及解释居民的忧累，希望他们能反对此政府方案，结果有部份建制的议员没有支持政府方案，要求政府撤回更改规划的动议亦获得通过。无奈纵使有部份建制派和我们站在一线，政府却于农历新年后，仍一意孤行向城规会申请将该土地放宽高度限制，完全漠视区议会的意见，漠视我们这群由市民选出来的区议员的声音。
虽然这件事上，我们或许有点沮丧，但我相信从政者要有一份耐性。我们要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是一段很漫长的路，还需要沉着气，不能有政治茅塞，不可放弃从政原则。这是我从政需要好好学习的事，每天也提醒自己，选民为何选我入议会，自己要坚持及为市民争取到底，不要轻言放弃。
内地与香港互相影响
最近香港许多人提及内地或左派，便感到反感。但由于我的父母也是出身左校，令我明白左派人士一点看法及冤屈。在八十年代曾遭歧视，左派人士在港英政府管治下，有些人士甚至连公务员也不可做，当时的政府对他们并不公平，这也令他们情感上有点冤屈。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进步，香港人也希望争取更多民主，这一点并不是和内地没有关系，内地和香港其实是互相依靠，唇齿相依的关系。在大学期间，我曾参加一些内地交流团，跟随学校到中国人民大学交流。当时有机会与内地教授接触，他们对香港的城市规划、金融发展都很有兴趣，也令我明白到香港于这方面的软实力很不错，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善用，香港在经济发展等方面也会有更多机会。除了老师之外，人民大学的同学对香港的政制也很感兴趣，他们希望了解多一点。其实，香港在政制发展上的追求，内地人是看到及互相影响的。
虽然内地经济发展迅速，但在言论自由方面，却仍未放宽。我大学毕业前曾经和《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交流，他们当时已被内地整顿得很严重，谈及在内地新闻自由及局限，对方一席话令我很感动，他告诉我他们仍有两大原则，就是“真话可以不说，但假话不能说”。内地言论空间有限，南都在内地来说已是最敢言的传媒，不说假话，可能已是他们能做到最尽力的事。与他的一席话，我深深明白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重要性，香港人真的要好好珍惜。
现在从政，正值新旧交替的时代。我算是从政的新生代，许多人问我定立什么目标，高、大、空的不说，现在香港社会严重撕裂，我真正希望社会可以快乐一点。这一点快乐，不只是为了赚到更多钱而快乐，不只是因为有楼有车而快乐，我更希望见到的是民主步伐上走得更快，香港除了看经济价值还会重视其他社会价值，香港人能有更多选择人生的自由，这些才是人民能持续快乐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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